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的未来路径何在？

二、基于损害控制模型的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测度

最优使用量测度是兽用抗菌药减量的依据。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生猪养殖主体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兽用抗菌药使用决策，而非产业转型或国家生态战略的需要。因而，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选用成本—收益视角的损害控制模型来测度经济学意义上兽用抗菌药的最优使用量。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与常规生产要素不同，其使用并不能直接增加畜禽产量，而是通过防治动物细菌性疾病来规避养殖风险，从而保障畜禽产量。据此，本研究将兽用抗菌药引入C-D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损害控制模型来研究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水平。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2023年5—8月对山东省702家生猪养殖企业的实地调研所得。调查方式有3种：一是课题组在宁阳县、滨城区、招远市、费县等地实地走访调研；二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征集具有调查条件的省内在校大学生，组织他们在暑假期间对家乡及其周边生猪养殖企业开展问卷调查；三是委托有合作关系的基层畜牧单位对辖区内生猪养殖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克服样本偏差，课题组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开展调查员的培训，规范调研过程，以避免调查员偏差；二是事前播放讲解视频，向受访者讲解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涵义，以避免信息偏差。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39份，剔除关键数据缺失以及数据失真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02份，问卷有效率为87.75%。

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用生产函数模型和损害控制模型进行估计。仔猪投入、饲料投入、水电设施投入、劳动力投入在2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仔猪投入、饲料投入、水电设施投入、劳动力投入增加了生猪产量，提高了生猪养殖企业养殖收入。兽用抗菌药投入在2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兽用抗菌药能够有效减少病原微生物造成的产量损失，提高养殖收入。

结果显示，通过损害控制模型估计结果计算的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即每增加1元兽用抗菌药投入带来每头猪的产值接近于0，表明生猪养殖企业在经济意义上已经超量使用兽用抗菌药。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测度的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为4.56，对比可得C-D生产函数模型确实高估了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

为进一步计算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水平，令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为1，估计结果计算出生猪养殖企业兽用抗菌药平均使用量为16.74元/头，最优使用量为9.53元/头，超量使用7.21元/头，即在当前兽用抗菌药平均实际使用量中，超量使用占比为43.07%。结合受访企业的调查数据，高于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的生猪养殖企业占比为66.67%，等于或低于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的企业占比为33.33%。并进一步统计了受访企业兽用抗菌药用药类别和用药结构，便于厘定超量使用的兽用抗菌药类别。

从兽用抗菌药使用类别来看，受访企业中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与磺胺类兽用抗菌药在受访企业中的使用占比较高。具体而言，在兽用抗菌药使用占比前三名中，多西环素使用率最高，占比达到81.70%；其次是青霉素和头孢噻呋，占比分别为72.15%和69.81%；另外，金霉素、阿莫西林、氟苯尼考、磺胺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泰乐菌素、替米考星、链霉素、庆大霉素和泰妙菌素使用率也在50%以上，这表明当前兽用抗菌药使用种类丰富，对每种兽用抗菌药的优劣判断能有效促进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

从兽用抗菌药使用结构来看，首先在用途方面，受访企业使用兽用抗菌药既用于疫病防治也用于促生长，其中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包括金霉素和土霉素，使用占比分别为63.24%和18.50%，表明受访企业中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问题仍较为严重；其次在抗菌谱方面，使用占比50%以上的13种兽用抗菌药中，窄谱抗菌药仅有青霉素和链霉素2种，表明当前兽用抗菌药使用以广谱抗菌药为主。结合前文计算结果，兽用抗菌药的超量使用部分可优先从使用占比较高的药物中考虑，从疗效、用途等方面分析超量使用的可能性，比如青霉素和链霉素使用占比较高，但其通常用于治疗非传染性或传染性较低的细菌感染，且耐药问题严重，不宜将其作为预防用药；再如金霉素广泛用于促生长，且与多西环素之间会形成交叉耐药性，降低多西环素作用效果，需减少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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