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5)政策因素。生猪扶持政策是政府采取规范和引导养猪主体的生产活动，从而干预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与手段，会对养猪户的生产积极性和饲养规模产生一定影响。由于2006年的疫情、畜禽饲养量减少等原因，畜牧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此时，出台了相关畜产品生产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尤以生猪扶持政策最为显著。

如母猪补贴政策，2007年补贴标准为50元/头，2008年增加至100元/头；生猪良种繁育和标准化规模养殖政策，支持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和标准化规模养殖，每年扶持支出28亿元。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包括生产用地、价格预警、养殖规模、稳定供应、财政补贴、产品质量安全、防疫保险等相关法规和通知意见。

如2013年5月，在全国率先推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为养殖户确定最低收益标准，以保证养殖户在生猪价格过低的状况下，仍然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可以继续留在生猪养殖业而不会退出，从而保持市场供应量相对平稳，避免价格剧烈波动。

但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对生猪养殖业关注度不同，使得区域间生猪产业扶持力度存在差异，养猪户受到的政策激励不同，其生产积极性出现分化，从而影响养猪业集聚。

(6) 交通因素。养猪户与消费者的分离，生产区与消费区的分化，生猪及其制品不易储运，异地流通的配送费及延期销售的贮存费用都较高，需要更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来缓解供需矛盾和降低运输成本；利用交通运输设施，还可以将技术、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快速地传递给生产商，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虽然我国的生猪价格信息总体上传递较好，但由于地区间生猪市场存在价差，再加上交通设施水平的不均衡性，都会给生猪产品带来不同的市场发展条件，进而影响养猪业地理集聚格局。

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生产率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Plato的“社会分工理论”和Aristotle的“交换价值理论”，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演变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

(1)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文中，阐述了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是劳动效率的提升途径，劳动分工通过增加工人熟练程度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而资本积累则通过增加资本容量和工人数量提高专业化分工，从而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

DavidRicardo对“收益递减规律”含义作出了说明，在人口数量增多的同时，通过相对有限的耕地量，耕地的边际产出递减，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Thomas从人口增长角度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其代表作包括索罗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斯旺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索罗摒弃了生产技术不变的假定，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并进一步阐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明确了资本边际产出率的递减特性，生产率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新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保罗的《递增报酬和长期经济增长》，其理论模型包括知识外溢模型、R&D部门中间产品模型以及人力资本模型。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等，而经济体系的内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等的结果。

因而，引入了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使资本收益率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增长率可以获得长期递增，规模收益递增。为此，新增长理论强调了两种机制：一是外部效应，二是不完全竞争。

(2)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关于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单要素生产率。由于单要素生产率仅考虑某一种生产要素，忽视了其余要素对总产出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无视了各投入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难以客观正确的评价某行业生产效率。

1957年，索罗在《技术变化和总产量方程》一文中，提出全要素增长率，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的增长率共同决定了产出增长率。索罗认为全要素增长率解释了单一要素生产率(劳动和资本)增长率无法解释的部分，并将这部分无法解释的“余值”概括为技术变化。

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研发或引进的新技术及生产工艺所制造的新产品，为企业拓展了新的产品市场；在生产管理中，体制改革带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更为完善的制度不仅提高了管理水平，更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出贡献。

宏观视角来看，生产资料的重新优化配置，例如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转向非农部门，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被迫”提高，非农部门也得到发展，其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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