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省拆迁执行力度和时间，以及政策计划和内容来看，其范围和强度可谓空前，涉及地域之广，超出人们的普 遍预期。期间，各地养猪户和地方城建环保、农业部门，法院和政府办公室，对于拆迁标准的认定，猪场污染大小，政策的前后转换等诸多问题并不一致，特别是善 后问题的纠纷，十分严重。仅在广东省，此类纠纷，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高居政协委员提案名单前列。
对于这一次空前力度的猪场拆迁，猪农在认识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绝大部分的猪农对此的认识主要是以下几种：
一：认为地方政府政策口径不一，前后矛盾。在实际拆迁中，猪农对政府存在抵触心理，并伴随双方的权益纠纷。
二：认为养殖业属于“弱势”产业，地方政府拿养猪业开刀，牺牲地方民生。
三：拆迁的过程中，实际有利于大企业和超大规模养殖公司。拆迁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散户。进行治理污染设施和标准化改造，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不足以抵偿新增成本，增加了养殖风险。绝大多数散户只能选择退出行业，或者转产。
四：既要能吃到猪肉，还嫌弃养猪味道不好。
作为猪场拆迁的主要发动和执行者，地方政府在此次拆迁进程中，出于地方利益，政绩和其他因素的考虑，对于拆迁猪场，实际上也具有相当不同的区别。
地方政府对待拆迁也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绝对限制猪场，大搞减猪排污。实际工作中，主要体现为，对拆迁指标数量化：减少生猪养殖数量，减 少猪舍面积，大量新增建设减排工程设施。主要代表为浙江，福建和广东。这三大养猪大省，对十三五规划中的养殖生猪数量，都做出了总量控制规定，对猪场的拆 迁工作基本在十二五最后两年（2014、2015）完成。
二：有保有减，以稳为主。这是绝大多数省份的选择，主要体现为，尽管2011年这些省份已经制定了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实施方案，但没有就时间和进度，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在时间和进度安排上，也很宽松。所谓限定在2017年完成禁养区猪场关闭或搬迁的条 例，时间要求似乎十分紧迫，实际相对于国家环保部和农业部的十二五规划要求，已属于延后完成。
三、另辟蹊径，规划治污。由于产业、人口过度集中，历史环境污染较重，增量减排收效甚微，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治理途径的改进上。
就以上几种情况来说，整个猪场拆迁的环保减排特性，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按照中国的减排承诺和实际的污染减排统计方式，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省的农业污染源的测算规则，总量控制规模，监测方式，治理办法和规划，都有不小的变化。
在测算规则上，减排测算预计不再区分养殖专业户还是规模养殖场（小区），产污系数或将代替污染强度系 数。由于产污系数法，不考虑养殖类型差别，不论生长期长短，技术水平，只有唯一的产污系数，每头猪年产化学含氧量为36千克，氨氮总量为1.8千克。因此 单个养猪场的污染物排放量，只和养殖的绝对数量和存栏量历史增长率有关。这种情况下，散养数量越大，污染物排放也就越大；规模养殖增速越慢，未来排污指标 也就越小。如果进一步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养猪规模大，耕地面积较小的省，减排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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