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疫情检疫环节的疑问与后续冲击

禁运之后

根据此前报道，沈阳非洲猪瘟病猪由猪贩从吉林省吉林市运来，而郑州病猪则由猪贩从黑龙江千里迢迢运到郑州。而目前，包括沈阳、连云港与郑州等疫区均已禁止生猪外运，而其他非疫区与猪企也有禁运通知。从短期看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不过较差的流通性也将给各地的猪价带来不同的变化。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此前国家层面上并未有对跨省调运生猪有过较细的规定。但一般来说，猪贩在生猪出栏时拿到检疫合格证便可以进行外运，路途中关卡人员只检查检疫合格证，有证即可放行，到了外省屠宰厂再进行“验证查物”。

不过，从黑龙江把猪拉到郑州这样的长途贩运现在并不多，“由于路上损耗的风险大，现在超过300公里、600公里的贩运愿意拉的人不多”，孟宁表示。尹雷也表示，虽然也有不少收猪的，但自己所在地市的上规模养猪户大都把猪拉到武汉卖给双汇在当地的加工厂。

不过由于价差的存在，猪贩跨省调运的动力尚存。

从事大宗商品分析的生意社分析师李旭文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由于饲料（粮食产区）、土地与政府补贴等因素，东北的生猪成本较南方要低。而河南作为国内排名第二的养猪大省，其实也是低价区，只不过相较东北要高。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国内的生猪养殖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养猪场直接拉猪到下游屠宰厂，这种模式双方多具有一定规模，多现于北方；

二是猪贩从养猪户手里或是生猪交易市场上收猪然后卖给屠宰厂，这种养猪户规模一般较小俗称“散户”，由于不愿承担运输成本便卖给猪贩，多现于南方；

三是近些年如温氏股份等大型猪企所推开的兜底承包模式，即猪企与相当一片区域的养猪户签订协议，这些养猪户所养的猪全部卖给猪企，同时规定一个兜底价格以降低养猪户风险。《南方周末》此前曾报道在东北一些地方，整个村的养猪户都与温氏股份签订了养猪协议。

而事实上，由于价格波动的风险，即使是有着常年供销关系的养猪场与屠宰厂也很少签订强制性的供销合同。

“一般不大签长期合同，签的都是非强制性合同，如果有价格兜底的话可能会签强制性合同。”李旭文说道。而根据孟宁的介绍，一般屠宰厂会将自己需求告知养猪场或是猪贩子，“比如说好是2000元一头，但如果你拉来的猪不完全符合要求，屠宰厂一般也会收，但是价格上就会做调整。”

而尹雷身边的一些小养猪户则大多直接把猪卖给当地的屠宰厂，连武汉都不用去。

不过对于普通人而言，猪肉价格走势是他们所关心的。

“整体来说最近还是会以抛售为主，猪价会继续跌，然后慢慢稳定。”李旭文对界面新闻记者预测到。不过，由于禁运因素的存在，一些地区的价格可能反而会上升。“比如之前沈阳禁运了，而沈阳周边本来是一个需要进行生猪补充的区域，这些地区的猪价反而会上涨；再比如如果某一地区集中扑杀的量比较大，同时又不能外地调入，也有可能引发短期的短缺造成猪价上涨。”

事实上从2016年年中至今，生猪价格已经历三四轮下跌，逐步步入低位。前文提到的那位畜牧设计规划领域的专家向记者提及了一个现象，今年他接到的养猪场设计的业务要比去年少了很多，但今年养牛场的订单很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的行情。

李旭文表示，生猪养殖是周期性行业，随着猪价的波动会不停的有小散户进进出出，如果这次疫情在一些地区引发大规模的扑杀，那么在半年后会迎来一波断档期（生猪生长期一般为6个月），同时恰逢过年前后，猪价可能会有所反弹，而进入3月气温升高后消费市场又会陷入低迷。

“中国的养猪巨头再多，也多不过散户。”

正如李旭文所言，中国养猪业目前依然是以散户为主，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抗风险能力弱是这一庞大的散户群体所具备的特征。

由于环保压力，近年国内已经关闭许多小养殖场，而在猪价周期性的下跌中，许多小养猪户只能苦苦支撑，或是选择退出，而一旦遇到非洲猪瘟这种极端情况，刘金涛表示，虽然各地的无公害扑杀补偿标准不同，但对于养猪户而言都无法覆盖掉全部损失。

大的养殖场可能有能力抵挡这种风险，但散户们显然做不到。

其实目前也有养猪的商业险，如尹雷就表示自己和身边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养猪场都已购买了保险，但据他估计，年出栏量几十头的小散户为了节省成本是不会购买的。

另外，养殖中的技术手段、规范性与安全性、出栏检疫这些环节上，散户显然都无法与规模化养猪场相比，当然散户的大量存在也与土地因素的制约有关。

李旭文认为规模化必然也应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希望这次非洲猪瘟事件也能给规模化生猪养殖带来一个契机，此外，能否“倒逼”相关的疫苗研发也许也是一个可以期待之处。
    （文中除刘金涛、李旭文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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