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天然猪肠衣的发展特征

摘要：20世纪初期，囿于手工生产、外商垄断、国际市场变动无序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近代天然肠衣的发展举步维艰。虽然肠商试图通过组建商会挽救日益萎靡的肠衣业，但收效甚微。从长时段视角动态考察，中国近代天然肠衣总体上呈现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特征。

关键词：近代；天然肠衣；发展；垄断；市场

作为出口货物大宗商品,肠衣在近代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常以“数字冠群”。据民国海关贸易记录,1936—1938年,“全国肠衣总出口额为国币768 879 000元,而作为出口大宗商品丝的出口额为国币44 104 000元,仅占肠衣出口额的6%,而以猪鬃、猪肠为主的畜产品出口额达国币53 102 000元,占肠衣出口额的7%”[1],高于丝的出口,可见在近代,肠衣的出口已在我国逐步兴起。然而,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天然肠衣的发展特征等相关问题尚无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天然肠衣的发展特征着眼,阐述中国近代天然肠衣业的发展历程。

1 近代肠衣的发展概况

1.1 近代肠衣业的逐步兴起

在原肠来源方面,作为肠衣材料直接供给者的农户和肉庄,只赚取极少利润。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牲畜饲养一直被当作家庭副业,始终无法得到人们重视。而作为牲畜副产品的肠衣更是“体污而味重”,甚至“从个别生活者的角度来说,更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东西”[2]。因而在农村地区,“穷乡陋巷,大家小户,无不用以佐膳”,尚未发现其商业价值,从而导致“当洋商采购之初,每副肠价不过铜元二三枚”[1]。

直到20世纪初,外商发现商机开始广泛收购后,国人才开始效仿,肠衣制造遂成为一种手工业逐渐在我国兴起。但肠衣从毛肠到成品肠需经多个程序,此过程亦需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杨志鸿[3]所言:“物微价贱之肠衣,人辄视为轻而易举之买卖,不知其运转需款之浩大,殊出人意外。单就经营收购而言,其每月收购2 000把者,统扯每把50元,加上运费,已非20万金莫办,如此巨额数字,岂普通肠贩所能胜任。”而对于资本较雄厚的肉庄而言,其经营重心在收购牲畜和出售肉类,自然也不会投入过多的资金加工原肠。故虽农户和肉庄是肠衣的主要供给者,但二者都只能成为商业链的最初环节,仅获得原料的微薄利润。

1.2 近代肠衣的制造方式

在生产技术上,天然肠衣多采用手工生产,进行小规模经营。如祝慈寿[4]所云：“肠衣加工业在中国自创立以来,生产上一直未使用机器”。在近代工业化愈发深入的情形下,对于工业和手工业而言,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制造已成大势。但由于国情特殊,肠衣业仍多采用手工制造。首先,中国人口众多,因而可以雇佣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从事肠衣制造,这种手工作坊比机器生产的成本要低得多。其次,传统的守旧自封思想也阻碍中国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加之肠衣的制造过程又极为繁杂,单纯的机器生产也无法全部实现,因而“肠衣制造,三十年来,全仗手工”[1]。如德国人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5]所言：“中国人在他们的一切工业中都是使用最简陋的方法,虽然往往是最拙纯的方法,但这些方法需要极少的资本,并在工资低廉的条件之下,要求营业开支是有限的,但同时却很圆满地达到目的”。

2 近代肠衣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近代肠衣业受洋行压榨利润

20世纪初期,还兴起了一大批洋行和买办充斥肠衣行业,对中国肠衣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大批肠商纷纷破产。自帝国主义洋行入侵重庆后,重庆的肠衣业就沦为洋行和买办互相争夺和瓜分利益的局面[6]。当时,在重庆经营肠衣的有法商公兴洋行、法商利昌洋行(1912年改为吉利洋行)、德商瑞记洋行(“一战”中改为英商安利洋行)和德商德昌洋行(1930年改为瑞士商行)4家,公兴、利昌、瑞记均系兼营,德昌则是专营肠衣。在上海的肠衣洋行更是遍布各路。包括水安街的慎昌洋行、广东路的和丰洋行和英商信托公司、圆明园路的美泰洋行、九江路的余洋行、四川路的嘉利洋行、南京路的安利洋行与江西路的信来亨、汉利、永兴等在内的制造工厂共计约40～50家,其中完全是华资注册的肠厂仅有4家,而本国自行组织的商行因财力不足,加之“在营业税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与洋行的竞争中经营亏损居多”[7],最终沦为洋行的附庸。

2.2 近代肠衣产量分布不均

虽然肠衣产量庞大,但其分布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的肠衣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享有极高的地位,源于其有着他国难以企及的超高产量,尤以猪肠衣为最多。据方克的《中国的世界记录》记载,“我国是世界上养猪最早、最多的国家,长时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的养殖量,因此,我国猪肠衣的生产有充足的来源”[8]。在猪肠衣数量方面,中国以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等省市的数量为多,质量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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