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深远影响及对策

ASF引起的猪只高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给我国养猪产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生猪产业遭受沉重打击。导致生猪养殖场停产停业，猪肉产品供需平衡失调，猪肉价格涨跌幅度大，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非洲猪瘟早期很难发现、疫情根除难、防控难度极大，一旦暴发，将会给感染猪场造成毁灭性的损失，严重影响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发展。

1 非洲猪瘟对我国生猪养殖产生的影响

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我国首次发生以来，流行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在全国快速传播。ASFV具有很强的存活能力，能够通过感染猪的血液、唾液、粪尿及肉制品直接或间接传播，且猪肉制品的监管难度大，流通范围广，病毒长期潜伏，使疫情间歇式和跳跃式暴发。

前期非洲猪瘟造成生猪产能急速下滑，2018年年末我国生猪存栏量42817万头，比2017年的44159万头，同比下降3.04%，生猪出栏量69382万头，同比下降1.17%；2019年生猪年末存栏量31041万头，较2018年大幅下降，同比下降27.50%，生猪出栏量54419万头，降幅达21.57%。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2020年年末生猪存栏比2019年年末增长30.96%，但未达到疫前水平，出栏量同比下降3.15%，但我国生猪出栏量从2020年8月份后明显增长；2021年以来，生猪产能持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生猪存栏量为43764万头，同比增长18.2%；生猪出栏量达到49193万头，同比增长35.9%，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正常年份的水平。

2 非洲猪瘟加剧猪周期的波动

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指“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怪圈。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周而复始，形成了“猪周期”。进入21世纪，我国经历了多次猪周期，其中2018年5月至今的这轮猪周期涨跌速度之快、波动之剧烈、影响因素之复杂，堪称“超级猪周期”。本轮猪周期受饲料成本上涨、产业政策瓶颈、新冠疫情以及非洲猪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绝对价位和波动幅度都远超之前数次。特别是非洲猪瘟在我国的快速传播，造成生猪大量死亡，数量锐减，养殖场户复养意愿不足，短期内难以补栏。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降低非洲猪瘟的防控风险，实施“清栏”政策，进一步制约了养殖场户复养的积极性。非洲猪瘟的蔓延加快、加剧了“猪周期”的发生，是我国生猪生产的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 非洲猪瘟加快散户退场，产业格局向规模化发展

生猪养殖在我国历史悠久，是重要的农业传统养殖部分，一直以来中小散户是我国生猪养殖业的主体，为市场供给做出巨大贡献。截止2018年底，我国生猪散户养殖比重为50.9%，所占比例大于规模化养殖。散户养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趋同性，“一哄而上”的生产方式会加剧生猪养殖市场的波动。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对生猪养殖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额的防控成本和检测成本限制了散户的发展，导致大部分散户退出养猪市场，减少了农村的饲养规模，而规模化养猪场把握机会大力扩张、布局生猪市场，重组了我国生猪养殖业的结构。

饲料产业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基础，改变了过去依靠食物残渣、杂草菜叶的传统喂养方式，大大提高了生猪的养殖效率。饲料生产的过程包括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运输的多个环节，均存在非洲猪瘟病毒感染传播的风险，因此饲料生产行业对非洲猪瘟的防控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严峻的防疫环境和饲料原料被限制的情况下，猪饲料行业加快研发，开启创新变革之路，促进了猪饲料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4 健全生猪调运系统

我国在非洲猪瘟疫情暴发之前，北方地区的生猪存栏量明显低于南方，普遍存在“南猪北运”的现象。疫情暴发后为了减少疫情暴发的风险，国家发布了活猪跨省禁运政策，该政策效果明显，有效地降低了因生猪及其产品异地运输引发疫情的比例，使其从35%下降到了15%。生猪产业应适应限制调运政策，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模式，我国猪肉供应链正在从“调猪”向“调肉”转变，逐步减少活猪的长距离运输，加强大区域内产销衔接，这为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带来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冷鲜肉，加强冷链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猪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健全生猪调运系统要加快升级屠宰行业，控制劣质肉产品流入市场，这有利于食品安全和监管，从而推动生猪产业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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