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猪业的政策应该走向哪里？

对于民生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严重影响的领域，国家需要出台政策，引导、影响或调控。政策对行业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甚至是关键作用。所以，企业必须研究政策、遵循政策，有效地利用政策。尤其是在事关国家食品安全的农业领域。

对养猪业近些年乃至未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始于2016年。2016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生猪生产发展的思路、布局和主要任务。该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规划综合考虑各地生产发展基础、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禀赋、消费偏好和屠宰加工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4个区域。”规划的指导意义：对破解制约当时生猪生产发展的难点问题，加快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逐步熨平“猪周期”，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规划提出，到2020年，生猪生产保持稳定略增，猪肉保持基本自给，规模比重稳步提高，规模场户成为生猪养殖主体，生猪出栏率、母猪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大幅提高，生产与环境协调发展。

但两年后，一场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疫情打乱了这个规划。生猪产能急遽下降，供应紧张，猪价快速上涨。为了尽快地实现“稳产保供”，国家层面养猪政策在2019年后间密集出台。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政策窗口期，为将来在养猪业抢占市场份额创造条件，养猪巨头们斥巨资建设产能、进行扩张。当然，有些是考虑到了和时间赛跑，尽可能地分享高价期的暴利果实。暴利和政策是带来生猪产能迅速扩张的两个车轮。

虽然产能扩张速度快于预期，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出现了集体性的误判。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都知道在这种状态下，产能终将严重过剩，也担心价格“崩盘”的那一天，但思维上（内心）更愿意相信非洲猪瘟疫情会迟滞这一天的到来。山东、河南省主产区疫情的消息，恰巧冲淡了心中的这种担忧。对未来行情的过于乐观，将猪价“打回原形”。2021年的中秋，月儿是圆的，而养猪人的心却似一弯月牙被乌云笼罩，不知何时才能消散，却又希望奇迹出现。

奇迹没有等来，但等来了自2016年以来养猪业的第三波政策。这三波政策中，第一波是规划，第二波是稳产保供，第三波是稳产。能繁母猪的存栏底线和规模猪场的数量底线是“两保”工作的重心。除了“两保”，这次政策的出台还提出了“三抓”，即抓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养殖大场。“三抓两保”是此轮政策的核心。第三轮政策的指向是“大”，通过对“大”的摸底、跟踪和支持，实现基本盘的稳定。

这个政策对于稳产具有显著意义，但是，当下的大政方针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对于同样面对严重亏损困境的养猪人，保“大”就有可能舍“小”，而这些“小”正是需要带动共同富裕的对象。所以，这一波政策当下可以应急，但仍然有完善的空间。

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幸福的根本是“安居乐业”，对于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实现安居的目标远比在城里尤其是大城市更容易实现，而乐业才是未来的挑战。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但城镇化绝非仅仅是住进城镇、搬进高楼，而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有钱可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离开了土地和农村的农民不可能是城镇化的受益者。

很多农民需要分流，走向城镇，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的资源去支撑第一产业——农业实现适度规模化、加速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这需要一方面分流，一方面把需要留在农村的农民转型成为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中国农民从事的经营项目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农村服务业。在农村，除了少量的是靠种植经济作物外，中国农民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打工和养殖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的过剩，传统的农民在养殖业已明显处于弱势，在信息、资本、资源、专业知识等方面，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和具有巨大优势的集团企业竞争，如果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未来很多农民将可能退出养猪业。所以，后面涉及养猪业发展的政策，有必要考虑到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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