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乌鲁木齐市一起非洲猪瘟疫情的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2.3.1.5　其余车辆人员 任何外来车辆和人员均可随意进出该合作社，且无须消毒。养殖户可自由出入合作社，自由进出市场购买生猪产品；调查发现，发病户家中有腊肉。猪舍和生活区混杂，场内无任何关于 ASF 防控的宣传海报；发病养殖户 A、B、D 猪舍相邻且彼此为亲戚关系，存在人员串场、工具交叉使用的可能。该合作社生猪理赔数量较多，保险公司理赔员经常出入猪舍进行取证，不采取防护措施就接触病死猪。生猪经纪人可进入猪舍挑猪。尽管该合作社出售生猪时，不允许收猪车辆进入，用内部车辆将出栏生猪运至场外，但饲料、豆粕、玉米的运输车辆可未经消毒进入，并将车停靠在距离猪圈3 m 以内的区域卸料。场内进出车辆及人员复杂，缺乏生物安全措施。因此推测，由车辆、人员导致病毒在场间传播的风险较高。

2.3.2　追踪

2.3.2.1　生猪调出 通过查看乡镇兽医站动物检疫合格证发现，发病养殖户自2月底到3月底共出栏生猪928 头，其中运往本省某市92 头、乌鲁木齐市某屠宰场70 头、陕西省某食品场 766 头，提示有疫情扩散的风险。

2.3.2.2 定点屠宰 经调查，疫点养殖户于3月8 日和3月31日先后将2 批共 70 头生猪送往乌鲁木齐市某屠宰场屠宰。4月2日，该屠宰场停业并 对其采取封控措施，同时采集卸猪台、待宰圈、集血槽、屠宰线、脏器收集盘、销售大厅等环境样品以及库存的猪肉样品共275 份进行 ASFV 核酸检测，结果仅血槽样品为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其中，3月31日屠宰的同一批5头猪来自疫点内养殖户C，屠宰后于当日鲜销到本市某交易市场（502 kg）。采集该肉品点的案板、刀具以及环境样品 10 份，结果未检出 ASFV 核酸阳性。

      2.3.2.3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疫情发生后，养殖户 A 将病死猪运至合作社北部空地。疫情确诊后，对疫点内 2 万余头存栏生猪迅速进行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因此，由病死猪引起疫情扩散的风险低。

      2.4　假设及验证

      2.4.1　建立假设 发病户 A 调入生猪前后，其生猪饲喂、日常管理皆与平日相同；从三工镇调入的仔猪 10 d 后陆续发病，且三工镇养殖户向发病户A 调出生猪后迅速关停自家养殖场。由此作出，因调运生猪引发此次 ASF 疫情的假设。

      2.4.2　验证假设 通过公安部门协助，调查了三工镇养殖户（向发病户 A 调运生猪）的通信记录、照片、录音等，未发现生猪异常死亡记录。据三工镇养殖户本人描述，关停自家养殖场是为照顾生病的妻子，且能提供相关住院记录证明。运输生猪的外省牌照车辆，2019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期间拉运生猪、羊多次往返于自治区外的多个城市（广州、武威、兰州、成都、张掖等）以及自治区内多地，行车路线复杂，途径多个 ASF 疫区。采集三工镇相关养殖场户存栏生猪血样及环境样品、调运该批生猪的车辆环境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均为 ASFV核酸阴性。

      3　讨论

      根据溯源结果，先后排除由餐厨剩余物、猪肉及其产品、饲料导致病毒传入的可能性。养殖户A 在政策明令禁止调入生猪时期，在 2 月违规调入生猪 331 头，虽然对相关养殖场点及运输车辆的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并不能排除经由调运生猪导致疫情发生的可能性。专家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时，距三工镇养殖场关停已过月余，这大大增加了采样取证难度，分析推测运输生猪的外省牌照车辆可能拉运过携带病原生猪（潜伏期内），致使车内环境、垫料机械性带毒 [2]，由此感染仔猪引发疫情。但因采样时间距发病时间太久，造成取证困难。根据这起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提出以下防控建议：一是根据追踪结果，向疫点生猪流出地区进行通报，加强当地非洲猪瘟防控；二是对生猪屠宰场及相关交易场点及时消毒整顿，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三是畜牧兽医部门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力度，联合保险公司、无害化处理公司、养殖主体，多方摸排生猪死亡情况，出现大量死亡等异常现象时，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防控；四是加大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五是切实落实养殖主体的防疫主体责任，加大防控宣传培训教育力度，提高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落实各项生物安全措施；

      4　结论

      调查认为，本起疫情很有可能是2019年2月中旬，经由调运的生猪或车辆机械性带毒传入引发的，疫情扩散风险较低。建议进一步加大疫情排查监测力度，完善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措施，提高养殖主体生物安全意识，扎实做好ASF 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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