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贸易摩擦对生猪养殖行业影响几何

国内生猪生产和消费区域不匹配是生猪长期跨省调运的根本原因。生猪主产地为人口、粮食大省，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山东等（见图4），但省内消费能力有限，无法完全消纳生猪产品。依据中债资信测算，2016年上述六省猪肉调出量约为1380万吨，占全国猪肉产量的25%，占其省内消费量的150%。一旦调运受阻，区域内产能将严重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生猪净调入省猪肉价格则明显上涨，如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区。2018年8月31日生猪跨省调运政策启动，至10月11日，河南和广东（外三元生猪）出场价价差由2.27元/千克扩大至5.35元/千克，创历史新高。后续研究将详细分析各类情景下生猪价格波动、价差及区域内企业盈利分化情况。

补贴政策方面，9 月13 日，政府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由800 元/头提高至1200 元/头，补贴力度加强，补贴价格能够覆盖养殖成本的90%左右，养殖户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可以有效减少隐瞒不报、偷运偷埋等违法现象，利于疫情尽早得到控制。

总体看，生猪调运受限政策利于尽快消灭疫情，短期内会导致产销量区域性结构失调。政策取消后价差将会逐步收窄至正常水平。生猪扑杀补贴力度较为有力，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补偿价格在其商业价值的70%~110%”，合理保护养殖户利益、也有利于疫情控制。

综合来看，由于生猪养殖行业关乎到国计民生，因此政府在价格调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起到了良好政策托底作用，保证行业不会长时间处于大幅亏损状态。同时，各类政策对促进行业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行业规模化企业占比、集中度、生产效率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二、行业成本

1、成本要素

现代化生猪养殖环节较多、技术复杂，育种、保育、育肥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都直接影响到养殖成本和效益。具体来讲，生猪养殖关注完全成本和生产成本两个口径。生产成本用于核算与养殖直接相关的物料消耗、人工、折旧摊销等；完全成本则考虑了不同企业期间费用差异对成本的影响。根据中债资信统计，生产成本能够反映行业一般成本水平，而完全成本则体现了不同管理模式、债务政策下企业成本差异。生猪养殖生产成本主要包括饲料、仔猪、折旧、人工、水电、疫苗和兽药等。

仔猪/母猪：仔猪成本占比15%~20%。仔猪市场价格主要取决于猪市的景气度：当猪价高企时，一般养殖户补栏热情较高，会推高仔猪价格；仔猪价格波动较大，一般在20~40元/公斤，仔猪出栏均重20公斤，即一头仔猪成本在400元~800元/头。国内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一般可以自行繁育仔猪，母猪来源以自行繁育为主（少量外购），体现了企业突出的育种技术水平。自行繁育仔猪，一般来说成本低于外购仔猪，体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优势。但是在猪价大幅下行时期，市场仔猪价格同步下行而自养仔猪养殖成本相对刚性，成本控制不灵活。

折旧：折旧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5%~8%。养殖企业折旧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两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一般按照年限平均法进行，房屋建筑物平均15~20年，机器设备3~10年。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未成熟的种猪和成熟的种猪，种猪分为公猪和母猪。该类资产折旧按照年限平均法，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实际使用情况和预期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确定其寿命和残值。

人工、水电以及疫苗等：人工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6%~8%，不同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规模化和自动化水平；水电和疫苗等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约8~10%，这部分成本相对刚性。

饲料：饲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比最大，约为60%~65%；不仅包括育肥猪饲料成本还包括母猪、仔猪养殖过程消耗的饲料。饲料采购来源分为两类：小型养殖户直接外购成品饲料，其成本控制能力较弱，采购价格随行就市；大型养殖企业主要通过自建饲料厂实现饲料自给，能够根据原料价格变化调整饲料配方，成本控制能力较强。

综上所述，相较于饲料成本，母猪、仔猪、折旧、人工、水电、疫苗和兽药等成本占比较低、相对稳定，因此研究行业成本时，主要研究饲料成本。猪饲料主要成分为玉米、豆粕以及其他添加剂，其中玉米占饲料成本50%~55%，豆粕占18%~22%。下文将重点分析玉米、豆粕的价格决定机制和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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