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猪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许多动物骨骼，其中家猪骨骼占很大一部分，并有出土陶猪，证实饲养家猪约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距今约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同属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都发现有很多猪骨。说明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养猪已经盛行。
在华南地区的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猪骨骼，经C“测定，距今约九千年的时间。
由上述出土文物证明，我国南北各地，早在六、七千年以前，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将猎获的野猪逐渐驯养成为家猪，出现了原始的养猪业。
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猪骨中，幼猪骨骼占有较大比重，说明当时宰杀幼猪已相当普遍。这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养猪成为防止饥荒，调节粮食余缺的一种手段。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宰杀幼猪逐渐减少，猪的数量与类别必增多起来。
世界上现有最早的文字记载，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约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即有关于养猪的文字。如甲骨文中的*字，是养猪的栏圈，作屋形，其中却是双猪，而且加阑以示封闭之意。由此可证，此时的养猪已作较长时期的拘禁，所作双猪之形，表示雌雄同栏，已能交配和繁育于其中了。这应是商、周时代养猪已知舍饲的证据。
在《周礼》中，记载了有关各种猪的不同叫法，通称为彘或猪。分别来说：牝猪叫*[豕+母]，牡猪叫豭。若以年龄老幼两分，小猪叫豚，生后六个月叫猔，一岁叫豵，二岁叫豝、三岁叫特。四岁叫豜。阉猪叫豮，老猪叫*[豕+艾]。以毛色而区分：体黑白头的叫*[豕+觅，四蹄皆白的叫胲。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时对不同的猪已有区分的要求。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方面的另一项创新是阉猪技术的发明。据《易经》记载：“豶豕之牙吉”，意即阉割了的猪，性子就会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必不足为害。《礼记》上捉到：“豕曰刚鬣，豚日腯肥”，意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叫“豚”。而“腯肥”这个名词早在《左传》中已有提到，这是养猪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可见，古代对于睾丸的功能和它对动物生理，特别是内分泌上的作用，不仅描述了形态上所引起的变化，而且也叙述了生理上的转变，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把内分泌学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一个范例，几千年来这一阉割技术，广泛流传于我国民间，深受农民的欢迎。
我国的养猪业是伴随着农业生产而渐次发达起来的。我国养猪不仅为了食肉，而且还为了积肥。“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是相传已久的农谚。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人们对肥料与土壤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认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由于牛耕区域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事业的兴盛，封建社会中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高峰，养猪业也随之有相应的发展。养猪方式多以放牧为主，但由汉墓出土的陶猪圈各种类型的考证。说明在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到了西汉以后，为了积肥，又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有独立式的猪圈、各种与厕所相联的连茅圈和与住房或作坊相联的猪圈，式样各异，不一而足。
汉代在猪种选育方面。继先秦时期的“六畜相法”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汉代《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留长孺以相彘立名”。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曾引留长孺的相彘法：“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在鉴定技术上已掌握了机能与形态的关系，对汉代猪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汉代猪种的优秀品质。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古代文物加以证实。
根据它的外形来看，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阁，背腰宽广，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短小，这种优美的体态，说明我国古代华南猪种早就具有早熟、易肥的特性而为国外所重视，故在汉代即被古罗马帝国(大秦国)所引入，以改良他们的本地。猪，这样就育成了罗马猪(又名拿波利坦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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