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增速减缓，企业猪肉需求增长缓慢
企业的猪肉需求用于食堂工作餐的需求。通过预估城镇、乡村就业人口数，城镇、乡村每餐人均猪肉消费量，来测算企业猪肉需求。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猪肉需求 =城镇就业人口ⅹ城镇餐均猪肉需求+农村就业人口ⅹ农村餐均猪肉需求
由于农名工的特殊性，我们又将农村就业人口区分为乡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两部分。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就业人口占比逐年增加。相应的农村就业人口逐年减少。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工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不景气，导致农名工进城务工趋缓。依据政府预计的城镇新增人口数，给定未来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量为1000万人；农村就业人口减少量每年递减50万人；预估2015年农民工增幅下降为1%。
城镇人均每餐猪肉消费取城镇中等及中等偏上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全年工作天数计52周共260天，2天计3餐。乡村人均每餐猪肉消费取城镇低等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即30克。全年工作天数计52周共260天，2天计3餐。农民工属于重体力劳动范畴，猪肉需求介于城乡之间，取33克每餐的水平，全年工作天数计10个月共300天，每天计2餐。
测算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下，行业不景气使得各行业用工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趋缓，尤其是农民工增速下降严重。企业对猪肉的需相应发生改变。总体来看企业猪肉需求增速逐年下降。
猪肉总需求量测算增速持续放缓
通过将家庭猪肉需求量、餐饮业猪肉需求量和企业猪肉需求量汇总，并计其余猪肉需求量占比10%，得到全国猪肉总需求量。
从测算结果看，2015年猪肉总去求继续增长但增速趋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压制了家庭猪肉需求的增长；餐饮业结构转型，高端餐饮转型缓慢，餐饮业景气程度有所回升，猪肉需求增长；宏观经济的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企业猪肉需求结构改变，需求增长逐年递减。
从未来几年猪肉需求结构上看，城镇家庭猪肉需求仍然占据高位，餐饮业猪肉需求占比增长明显，逐渐成为影响猪肉需求的重要构成之一。农村家庭猪肉需求占比逐年下降，企业猪肉需求增长缓慢，占比有下降趋势。
价格篇：猪价中短期皆可看涨
猪周期历史回顾供需因素共同决定猪价走势
2003年至今，猪价经过3轮周期。第一轮是从2003年4月到2006年5月，历时38个月，本轮周期猪价主要受“非典”疫情和农业优惠政策的影响；第二轮猪周期从2006年6月持续到2010年3月，历时46个月，本轮周期猪蓝耳、高热病、猪瘟等疫情频发，对猪价影响较大；第三轮猪周期从2010年4月开始至今，猪价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长于以往猪价周期。
第一轮猪周期“非典”+“惠农政策”共同作用
2003年4月2006年5月，猪价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周期。 2003年初，需求下滑导致猪价低迷，至同年夏季需求回升刺激猪价反弹。2004年猪价延续2003年的涨势，生猪存栏量开始回升，能繁母猪存栏增幅同比提升。2005年，能繁母猪存栏量、生猪存栏量及出栏量均达到峰值，供大于求导致猪价回落。2006年生猪存栏量回落至低位，5月份猪价企稳回升。我们认为该轮周期导致猪价波动的因素如下：（1）“非典”疫情减少消费，拉低猪价；（2）惠农政策提振猪价。
“非典”疫情减少消费，拉低猪价
我们认为，“非典”疫情从两个方面影响猪价：一是疫情使社会餐饮零售总额显著下降，对猪类产品需求减少，价格快速下跌；二是疫情隔离措施致使流通环节受阻，产区出栏猪不能外运，非产区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局部市场造成冲击，供求结构失衡。
优惠政策提振猪价
2003年到2006年，政府提高对“三农“的重视，实行补贴、税收减免、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致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带动猪肉消费需求增加，促使猪价在疫情缓解后快速回暖。
第二轮猪周期猪价为疫情左右
2006年6月2010年3月，猪价经历了又一轮完整的周期。 2006年夏季猪蓝耳病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且前期母猪淘汰导致生猪供应不足，猪价持续快速上涨。截至2007年8月蓝耳病疫情开始得到缓解，猪价出现一定幅度回落。由于供应不足，猪价在短暂回调后立即出现反弹，截至2008年3月份猪价达到此轮周期的高点，之后持续回落。由于养殖盈利高企，2008年3月左右仔猪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养殖户普遍观望，从而影响2008年9月份生猪出栏量，因此9月份猪价再次出现反弹。2009年初受“瘦肉精”和“甲型H1N1流感”影响，猪价继续出现大幅下挫，同年6月，政府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启动猪肉收储，价格止跌回升。09年末至10年初全国爆发大面积干旱，疫情有所抬头，养殖户基于对疫病的担忧出现恐慌性出栏，造成猪价进一步快速下跌。我们认为疫情是驱动本轮猪周期猪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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