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力：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生猪产业变革

针对产能趋于合理区域上限和今年春节后猪价可能出现季节性下跌的问题，农业农村部从2024年9月初即开始针对性预警，后期更是密集发布预警信息，提示养殖场户2025年春节后的消费淡季猪价可能面临下行风险，引导养殖场户在春节前顺时顺势出栏生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节后生猪市场供应压力。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下一步将继续引导养殖场（户）在价格下行期顺势出栏肥猪，避免盲目压栏加大后市供应压力；对产能增加较多的头部企业开展窗口指导，引导适当降低出栏均重、加大低产母猪和弱仔猪淘汰力度，防止逆市场行情扩张产能；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在春节后猪价下行期“多收少放”，下半年价格回升时“少收多放”，减小猪价波动幅度。

记者：数据显示，规模化养殖占比已接近70%，但您提到散户成本优势依然存在。未来政策将如何引导规模养殖场与散户协同发展？如何避免行业垄断风险？

王祖力：近些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水平快速提升。规模化发展是提升生猪产业素质，增强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生猪养殖行业对于我国1700万左右的小散养殖户意义重大，是很多农村居民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因此，发展生猪产业，必须要兼顾规模养殖场与小散养殖户的协同发展。

一是要完善我国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良种供给、饲料营养、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及产品销售等方面，为小散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支撑；二是要大力发展合作养殖模式，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等方式带动小散户共同发展，或者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产业联合体等方式，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方式，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小散养殖户中的应用，为小散养殖户注入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和科技支撑。三是要完善金融保险与政策支撑，大力推进活体抵押贷款，丰富价格保险等工具，优化贷款审批流程，缓解养殖户资金压力;建立市场风险预警机制，规范大型企业盲目扩产行为，避免行业出现垄断风险，通过产能调控稳定价格，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记者：近年“北猪南养”趋势明显，这对疫病防控和成本控制提出了哪些新挑战？政策层面如何支持区域间产能的适应性调整？

王祖力：动物疫病始终是困扰我国生猪产业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北方地区由于气候相对寒冷，尤其是冬季的低温严寒天气非常不利于疫病的防控。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部分养殖企业为应对疫情的冲击，逐步开始收缩北方的产能，并加大在南方的布局力度，我国生猪产业在布局上出现了“北猪南养”的趋势。“北猪南养”降低了行业疫病发生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行业养殖成本的上升和南方地区疫病防控、环境保护的压力。北方地区是我国主要饲料原料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主产区，“北猪南养”迫使饲料加工企业更多地从北方地区采购饲料原料并运往南方，长途运输增加了饲料成本，进而导致生猪养殖成本的增加。同时，南方地区生猪养殖密度越来越大，一方面使得南方地区疫病防控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压力越来越大。政策层面，国家明确要求各个地区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要确保一定的猪肉自给率，不能放弃生猪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些自给率相对不足的主销区，可以考虑在主产区建立保供基地，但是要探索建立销区补偿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记者：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禽肉替代趋势显著。这一变化是否会影响未来生猪产能规划？政策如何应对消费端对产业的长期影响？

王祖力：一方面，多年以来猪肉替代产品尤其是禽肉因价格优势、渠道优势等，对猪肉的替代作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老龄化、少子化、自动化和肉类消费的多元化，也对猪肉消费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近些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逐年增多，从2014年的1.39亿人增长到2024年的2.20亿人，十年间增加了0.81亿人。此外，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从2014年的10.1%上升到2024年的15.6%，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的老龄化人口数量正在不断攀升，短期内势头似乎不可逆。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猪肉消费量。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9-1961年自然灾害外）首次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通道，必将影响猪肉消费能力。另外，猪肉消费主力群体逐渐转向90后、00后等，年轻消费群体对猪肉的消费偏好逐渐转向快餐和外卖使用更多的禽肉等产品，亦进一步削弱猪肉的刚性需求和季节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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