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0年肉牛牦牛产业特点及存在问题
1.1 基本特点
我国的资源禀赋和最小成本的经济铁则，决定了养殖阶段的“小群体大规模”与屠宰加工阶段的“小产能大产量”，是适合现阶段我国肉用牛（肉牛、牦牛、水牛、奶牛副产物）产业基本国情的产业模式，逐母牛产地、粗饲料资源及环境条件而居的育肥场（户、企），所客观形成的中国特色的“肉源分散”格局与人口占全国36%以上分散于农村的民生需求是其基础。
在货币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下，2020年肉牛牦牛养殖和牛肉消费总体“产销两旺”，牛价和肉价同时一路攀升，但因各项成本也同时上涨，全线净收益的涨幅略好于2019年。
2020年肉牛存栏量、牛肉产量以及养牛从业人口数量有所下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新发牛病——牛结节皮肤病的爆发，造成了产业的巨大损失，同时加剧了产业链上经营主体的新陈代谢。户（场、企）均饲养头数（规模化程度）和新进入产业的户（场、企）数以及退出行业的户（场、企）数都有所增加，但后者“退群”造成的减栏量多于前二者的增栏量。新冠疫情对产业的全面深刻影响、“走私活牛和牛肉”的“休克性”阻断、行业间比较效益的驱使、资源与环境成本上升的压力、母牛肉和未满膘地方黄牛肉的新消费需求等是重大因素。
2020年小牛与肥牛的价格倒挂现象进一步加剧。牛源不足和价格倒挂致使育肥时间由2019年的平均300～330天，延长到了330～360天，出栏重由650～700kg增加到了700～750kg，甚至更多。
小牛与育肥牛之间的价格倒挂，真实反映了母牛产能不足（存栏量少和繁殖效率低）——小牛供给不足与牛肉的强势需求——市场督促肥牛增栏——督促牛肉增产的关系。所折射的是育肥、屠宰、销售和消费产业链四节点对母牛养殖进行的市场化反哺和拉动行为，其力度和能量远大于“见犊补母”等政策。但价格倒挂现象在市场和政策的长期合力调整下仍得不到缓解反而逐年加剧，说明除了刚性需求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需要深度关注。
母牛和育肥牛饲养与屠宰加工的设施设备“产能过剩”有所增加。一些屠宰企业、“肉牛产业园”和养殖企业等产能设计和投资过大，不是因为“吃不饱”不能达产而陷于困境，就是被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和“打铁尚待自身硬”而“建设上马、建成下马”，增加了新的过剩产能。
“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中小规模下（母牛养殖、育肥以及屠宰、加工、销售），尽少占用资源、资源就地生产利用、产品贴近家庭或餐桌、具有迅速调整并适应生产和市场形势变化的体质、及时掌握现代化营商工具的产业形态和模式，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
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划时代普惠性施策、脱贫攻坚战的完胜以及现代化信息工具在营商与生活中的迅速全面普及，催生了“烹饪省厨化、品相多样化、口味个性化、发单定制化”等特色化、人文化新需求。这种“服务性和差异化”供给不足与“个性化”需求增加之间的新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牛肉刚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基本矛盾，致使牛源和肉源进一步全线不足，肉价联动牛价整体上涨，进而促进了活牛和牛肉进口量的增加。国外牛肉成为我国牛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产业金融、科技、减税减费等政策的广泛、大力支持，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肉牛牦牛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表现在效率提高与收益率上升等节本增效能力加强以及“直上家庭餐桌”的牛肉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性价比仍高于进口牛肉产品等方面。
“双循环”中的我国肉牛牦牛产业面临以下长期竞争压力：
a、国内同行之间的互动性竞争；
b、“标准化”一方面能提高效率和产量，一方面却导致产品的“去特色化”和“同质化”。后者在单一市场上形成“标准化价格”，从而让产品“优质不优价”和“叫好不叫座”。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市场环境下，后者所形成的标准化产品的竞争相杀，将折损前者的实现能力和效果。
c、其他行业替代产品（猪禽羊肉等）的市场博弈；d、正关进口产品（种质资源、商品活牛和牛肉）的全线博弈；e、走私活牛和牛肉的产业侵蚀与威胁性竞争；f、劣质牛肉的威胁性竞争；
g、假牛肉的恶性竞争；
1.2 产区变化
肉牛产业向广义的南部、西部、东北产区加速转移，特征如下：
第一，当地政府提升并加大了发展肉牛产业的高度和力度。把肉牛产业定位为继扶贫脱贫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性产业，有的省地政府出台了具体可行的给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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