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勇：探讨新时代的生猪产业的变革

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养猪业正由传统养猪业向现代养猪业转变，无论是养殖模式、区域布局还是生产方式、生产能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养猪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的同时，猪肉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和猪价大幅波动时有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业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暴露，能繁母猪和生猪产能急剧下降、种源自主创新能力弱、动物疫病风险大、养殖效率不高、饲料资源匮乏、环保压力大、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能力不强等问题突出。

为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畜禽产品供应安全保障能力，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下，未来我国生猪产业在产能恢复同时，将加速转型升级，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一、生猪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变革

（一）生猪产业面临产能恢复和发展质量提升双重任务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推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保障猪肉自给率，提高猪肉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生猪产能受非洲猪瘟影响显著下降，当前生猪产能恢复过程中。

在生猪存栏量方面，2012-2017年，中国生猪存栏量维持在4.3亿头以上，2012年底存栏4.80亿头创历史新高后总体下降，非洲猪瘟导致产能过快下降，由2017年的4.42亿头降至2019年的3.10亿头，降幅29.7%。生猪出栏量最近几年保持在6.6亿头以上，2019年出栏量5.44亿头亿头，较2017年减少1.58亿头，降幅22.5%。

2018年非洲猪瘟、环保和猪价下行周期等因素叠加导致产能急剧下滑，短期任务是有效应对非洲猪瘟、继续提升生猪产能，中长期则是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在提升规模化、现代化、区域化、集群化生产水平的同时，提升成本和质量竞争力，实现绿色发展。

(二)核心种质资源自给率将有效提升

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生猪种业受到严重影响，母猪存栏量断崖式下跌导致供种能力显著下降。各大中型养殖企业较大范围的采用轮回杂交方式生产父母代母猪，能繁母猪恢复速度快于生猪存栏。短期来看，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种业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来看，我国生猪种业附属于产业的大盘子中，难以体现“农以种为先”的指导思想，企业自主培育积极性弱。

一是分散制种。顶端核心育种体系规模小，独立分散的种猪供给模式导致无法形成自主的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二是疫病持续冲击种业发展。

三是集团化、专业化种业公司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是种质资源丰富，但利用率低。未来随着地方种猪资源保护利用、种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研企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集团化育种加速发展，中国种猪自给率将显著提升，种业对生猪产业的支撑和带动力将会明显增强，种业将发展成为高附加值产业。

（三）生产区域和主体将逐步实现均衡发展

我国生猪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交织，既有先进的现代化养殖场，也有小农传统养殖模式。

一是养殖主体间发展差异大。散养户受制于养殖收益波动、环保水平不达标、抗病抗疫情能力差等原因正加速退出市场。中小规模户、散户与现代化养殖企业间生产技术差异较大，导致我国生猪总体生产水平不高，面对进口冲击竞争力差。

二是布局区域间差异较大。生猪相对集中在中原农区，华东、华中、西南和华南地区等传统农区生产条件优越，并且消费市场集中。其中，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山东、云南、广西等省份的生猪养殖规模较大，但四川、广西、云南等省与河南、山东等省生猪产业规模化、现代化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虽然逐渐退出生猪养殖，但规模化和现代化水平起步早、水平高。

三是区域消费需求差异较大。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广西等省猪肉消费居前列，而主产区如东北、山东、河南人均猪肉消费量低于全国水平，需要依靠生猪产品调运实现区域供需平衡。未来随着中小养殖户中长期支持政策的不断完善，养殖合作社、养殖协会和公司+农户等组织方式和组织机制的持续优化，生产主体将实现有效融合，带动整体生产水平提升。另外一方面通过建立产销区生态补偿机制、生产屠宰加工布局融合，将有力推动产区的现代化养猪业发展，生产区域间将实现协同发展，冷链物流体系在“调肉”刚性需求下将迎来发展机遇，并带动消费结构特别是南方销区发生深刻变革，带动冷鲜肉和加工猪肉消费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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