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动物源食品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机制的完善

摘要：在包括动物源食品内的食品安全领域中，执法信息本可作为私人维权的重要线索和优质证据，但实践情况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相关执法信息缺乏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公开的流动性程度不高；在信息来源方面，未区分反映经营义务和事后责任的信息类型，造成多种信息混同公开而公众无力选择的困境；在公开渠道建设方面，政商电子平台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上述反映了我国食品信息公开制度在理念和规则上存在一定问题，应当重塑食品执法信息既服务行政履职，又回应公众需求的制度理念，根据食品经营环节来确定信息所承担的内容，并据此在融合政务、电商平台资源基础上，实施分类型、分时序信息公开，提高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的效果。

以动物源食品为代表，违法经营行为既是政府监管的对象，也是消费者维权、公益起诉的对象，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应若合符节，“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由于执法文书在民事诉讼中证明力高，其确认的事实对民事维权作用大，应予社会化运用。但实践中，行政执法信息服务于社会主体的制度功能，并未充分实现，说明公私主体的信息链条存在脱节。本文将以行政信息诉讼运用不足的现实为基础，剖析其存在的类型化不足等问题，探讨行政信息触发民事责任的信息保障措施。

1 动物源食品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的不足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多应追究行政责任；且此过程形成的行政文书，是我国民事证据中证明力较高的一类，对之运用能降低取证成本。有学者统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以《产品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等为代表的事后救济中，使用行政文书的概率仅为0.000024%。当前，以动物源食品为代表，相关执法信息对维权的贡献力严重不足，消费者诉讼中运用执法文书的情况并不乐观。笔者在梳理了132个相关司法判例后，发现行政处罚文书对民事主体维权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离信息社会化的愿景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132起司法判例中，有10例案件引用了行政执法信息。其中，有7例中法院直接认可行政处罚文书或回复函确认的违法事实，另3例虽未根据行政文书确认被告的民事责任，但审判中依然免除了原告的部分举证责任。可见，在食品安全行政信息用于诉讼时，发挥着决定性价值，但其运用过程也呈现出以下特征：（1）消费者参照行政文书的案例比例不高，行政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民事诉讼资源；（2）使用行政文书能显著降低消费者诉讼成本，提高胜诉率。若能从制度上打破获取执法信息的壁垒，确保消费者实时、准确地获知其所消费食品的执法信息，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

同时，监督违法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机关、消费者和公益组织，还包括依法与之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经营者。为便利消费者维权，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规定了12种主体与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包括单向连带者和双向连带者，范围涉及场所提供者、网络平台等。由于其与违法经营者处于食品链中上游阶段，又具有识别风险的专业能力和地位优势，如能向其精准推送行政执法信息，便能形成食品经营者内部间的监督效果。但在132例样本中，仅有1例场所出租方根据行政机关的处罚信息，及时解除了与违法者的经营场所租赁合同，有效地抽离其违法经营实施条件。更多的连带责任者，直到应诉，仍对违法经营事实毫不知情。根据我国立法有关规定，连带责任人一般在知道时才承担责任，而行政执法信息往往被用为认定明知的情节。可见，执法信息对连带责任人的风险提示不足的弊端非常明显。

2 动物源食品执法信息社会化运用的制度困境

通过对样本案例分析，可知我国食品行政信息传达到社会大众的程度不高。在高度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技术基础和信息积累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信息流通中各环节不衔接、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处于庞杂的信息流中无所适从，但又无法获知对之权益保护有效信息的矛盾比较明显。完善食品安全治理问题，除了需要加强政府监管外，还应当开发低门槛、接地气、贴近受众的大众媒介，若不能切实保障各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知情权，难以真正满足社会受众的需求。

2.1 执法信息的技术性、流动性保障不足

信息所反映的经营内容方面。行政机关并未在公开不同食品安全信息时进行科学的细分，导致信息的供求双方出现信息内容解读上的失衡。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根本原因仍是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在包括食品安全执法的政务信息化建设中，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情况已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信息提供者出于自我保护的利益考量，会不自觉对信息进行选择、编排和公开，原始信息在公开形式和内容上必然存在差异。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至五十三条中，规定了对违反公开条例行为的责任后果，但问责程序却不详细，往往造成部分行政机关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选择性公开。信息达到一定数量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若忽视受众需求而不加区分地堆砌信息，则会导致受众无法对之加以解读，造成各类信息间相互干扰。现行法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规定得不够具体，所提供信息的标准化程度不足，也影响了食品执法信息向社会受众的输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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