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保险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

我国是畜牧业大国，每年病死畜禽数量惊人。对病死畜禽如若处理不当，随意抛入江河湖海，或被不法商贩流入餐桌，不但会加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造成环境污染，也会影响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危及社会安全和稳定。

目前病死畜禽的处理方式，以传统的深埋与焚烧为主，占地面积大，所需人力成本高，对地下水、土壤和空气易造成二次污染。在土地资源约束日趋紧张和生态环境要求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为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亟需建立。各地纷纷探索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模式，但面临多种制约。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2017年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作为重要目标和任务。各地积极探索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规划建设病死畜禽收集站和无害化处理场，采用生物发酵和高温化制法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但进展较为缓慢。

一是动物卫生监管主体力量缺乏，难以保证执法到位。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管主体是动物卫生监督所及其派驻乡镇的分所。目前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还不尽完善，普遍存在人员编制少、官方兽医人员少、经费不足等问题。每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只有3～4人，要承担着全乡镇畜禽屠宰监管、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技推广服务、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繁重任务，对病害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监管很难做到位。

二是政策性养殖业保险覆盖率低，保险公司参与度不足。由于溯源耳标难佩戴、承保数量难核实、标的信息难判断、养殖场点多面广，养殖业保险道德风险严重，经营成本高，赔付压力大。相对于种植业保险来讲，养殖业保险覆盖率低得多。以河北省为例，2015年能繁母猪、育肥猪和奶牛的保险覆盖率分别是48.7%、59.5%和35.9%，意味着近一半的生猪和奶牛处于无风险保障状态，制约了保险在风险补偿和社会监管中作用的实现。

三是完善的无害化处理体系尚未建立。财政对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费用补助，且范围规定为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户)，而家禽、牛、羊等病害畜禽没有无害化专项处理经费，导致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加之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投入大，运行成本高，产品资源化利用不足，大多处于亏损经营。此外，病死畜禽收集和运输机制运行不畅。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被称为“动物火葬场”，且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易激发村民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协调成本极高，导致有的建在区域偏远地区或养殖量少的地区，运输成本大大提高，加大疫病传播风险。目前各地基本建立了“场户送交、集中收集、统一运转”的病死动物收集和运输模式，但在实际执行中难以有效落实。

构建保险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是政府、保险公司、养殖户三方共赢的必然选择。

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探索建立“政府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保险联动”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长效机制。发生病死畜禽，由养殖户就近送交到收集点，收集点运送到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经养殖户、畜牧部门、保险公司、无害化处理中心确认的收集处理凭证，是保险理赔的依据，也是无害化处理中心获得政府补贴的依据，相互监督制约。

从政府角度来看，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是促进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确保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关键环节。把养殖业保险作为一项惠农政策推广，有利于规避畜牧业养殖风险、稳定农户收入和提高畜牧业管理水平。此外，保险公司参与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解决了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足、经费少等问题。

从保险公司来看，建立保险联动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高养殖业保险的覆盖率，使保险经营更加符合大数原理，保证了其经营的经济可持续性；其次，把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一项前提条件，有效避免重复理赔骗取保费等道德风险。此外，构建无害化处理体系，县、乡、村三级畜牧兽医网络对全县畜禽饲养量进行普查，收集投保人基础信息并实施信息共享机制，为养殖业保险经营提供了基础数据，节约了保险公司经营成本。

从养殖户来讲，养殖业保险是风险补偿的重要市场化手段，在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补贴下，养殖户只需承担20%左右的保费，在畜禽出现疫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即可获得较高的保障，能够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降低养殖风险，稳定收入水平。从病死畜禽处理方式来看，传统的深埋焚烧方式不仅面临政府部门政策约束，成本也较高。把病死畜禽送往收集点不仅能够获得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每头猪20～40元不等），还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每头育肥猪最高500元）。

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杠杆，发挥保险公司与畜牧主管部门的相互制衡与协同效应，构建保险联动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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