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应对非瘟疫情影响的难点、原因及政策建议

难点之二：猪肉产销区运输不畅限制了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余缺调剂能力。我国猪肉产区和消费区域比较分明，主要的猪肉调出省份包括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等；主要调入省份包括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等。我国猪肉流通的主要方式是活猪调运，一旦上述地区之间猪肉产品流通受阻，就会对市场供应产生重要影响。疫情发生后，为防止传播扩散，农业农村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要求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暂停生猪跨省调运，并暂时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各产区生猪就地屠宰，通过冷链物流运至销区，改“调猪”为“调肉”打破了行业原有的物流平衡。产区生猪调运量下降，销区屠宰场无猪可杀，“运猪车”大量闲置，用于运肉的生鲜冷藏吊挂车运力极为紧张，再加上运距增加、返程空驶、物流公司不仅要求现金支付且不承担损耗、部分地区绿色通道不予优惠等原因，冷链运输成本较疫情发生前上涨3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翻倍。以双汇公司从郑州发往上海为例，去年11月份9.6米生鲜冷藏吊挂车运费为8000元/车，较之前上涨60%。销区猪肉供给不足且运输成本上涨，使产销区市场价差扩展至8年来最高水平。据万德数据，主产区山东潍坊与主销区浙江杭州的生猪（外三元）价差通常在1.5元/公斤以内，今年1月份平均值已达4.18元/公斤，最高时达到7.15元/公斤。随疫情发展，在节后猪肉消费相对清淡，产销区间运输压力有所缓解，但整体流通环境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面临挑战。

难点之三：全球疫情暴发和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猪肉进口调节预期。一方面，此次非洲猪瘟暴发是全球性的。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数据，2018年，全球有16个国家（包括中国）发生6292起非洲猪瘟疫情。2019年以来，全球10个国家又发生疫情2145起。疫情影响了全球的生猪贸易，据美国农业部预估，2019年全球生猪进口量为549.2万头，同比下降3.9%；出口量759.6万头，同比下降1.2%。这将对我国猪肉进口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为了反制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分别于2018年3月和8月对自美国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猪肉及制品两次均加征25%的关税。自美国进口猪肉及制品在反制措施实施后税率已经达到62%。2018年，我国猪肉进口119.3万吨，下降2.0%，而猪杂碎进口96.1万吨，下降25.1%。这虽没对2018年国内猪肉供给产生较大影响，但在2019年国内猪肉供给大降的背景下会加大国内供给不足的市场预期。

三、原因分析

此次疫情暴发、扩散及其应对所面临的难点集中体现了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短板长期没有得到补齐，使整个行业在突发疫情中表现脆弱。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生猪行业小规模分散养殖比重较大。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7年，全国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场比重达46.9%，比2012年提高8.5%，比2007年提高25.1%。但与美国相比，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尚有较大差距。目前，美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养殖场出栏占比达95%以上，而年出栏超过50000头的超大型养殖场出栏占比超过10%。我国生猪养殖场约3000万户，绝大多数是年出栏不足500头的散户，这种“小规模、大群体”的养殖局面，极易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情况，助推行业进入新一轮“猪周期”。

另一方面，我国生猪养殖产业链不完善。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中存在饲料、兽药、养殖、加工、运销等环节脱节，产业链条不完整，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生机制。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生猪主产区正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水网地带，向华北和东北粮食主产区以及西南的云贵川传统消费区转移，这种调整符合生猪饲养区与饲料主产区（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主产区）临近的原则。同时，随着2016年我国玉米收储制度深入推进，生猪养殖企业加快向东北等饲料粮主产区重新布局。但是，与之配套的屠宰、加工、物流等没能及时跟上。此次疫情正好最先暴发在配套体系不完善的东北地区，放大了此次疫情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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