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幼陵：我和我的骏马

这位北京知青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十多年，从一名草原兽医起步，成长成为中国国家首任首席兽医官，他的名字叫贾幼陵。

《我和我的骏马》——中国马业协会会长 贾幼陵 口述

从草原知青兽医到国家首任首席兽医官

我不是做学问的，我只是一个做事的，做具体事——与牲口打交道，这一做就是50年，一直没离开过草原、兽医和畜牧行业，这牲口头儿做的我挺自豪的。

从我1967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开始，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一根筋追着线索去学：放羊时用望远镜看羊吃什么草，就过去闻一闻，揪下两根送进嘴里尝尝，有了感觉再去请教牧民，千方百计地查到它的科、属、种和拉丁文……神农尝百草，我也是用这种原始的感观实践品尝过几百种草的酸苦辣，识别得出几十种花的香味，认识了上千种植物。一次吃得嘴唇肿得老高，不对呀，我吃的是瓦松，没有毒呀？直到看见附近草上攀附的毒虫斑螫，才晓得是它光顾过这棵小草。

头两年挺难，找不到书，一位在农区生活过会汉语的老爷子宝贝似地借给我一部《元享疗马集》，但丝毫解决不了我给马扎静脉的问题。慢慢地随着兽医治疗、传染病防治、家畜改良、人工授精以及草原保护工作的展开，逐渐找到大学教材，就在蒙古包的羊油灯下学完了大学专业课程。这就是我的专业背景，来自草原大学，基础浅薄而混杂，但知识面广而实用。……

贾幼陵会长到草原插队生活劳动了5年才回北京家探亲。

我1967年11月到阿日斯楞图插队，9年时间基本住在牧民家，全队50家牧民家我都住过。

我1968年当了赤脚兽医，轮流到各家工作、吃住。冬天就跟着牧民的蒙古包远搬游牧，既当兽医也参加牧业劳动。到了给羊牛马配种时，就在配种站集中配种和吃住。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

在东乌旗工作三年，大概有一年半多时间，下乡到种畜场蹲点儿工作，在机关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儿。

在东乌旗的12年时间里，我在牧区过了10个春节。

一、刻苦自学 志当兽医

我到草原插队的第一年插包住在牧民家放羊游牧，看到了牧区缺医少药，不仅是缺人医，也缺兽医。牧民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学习当兽医来帮助他们保护牲畜，特别是保护马。牧民对马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第二年，我就立志当兽医，到处收集材料。北京给我寄了一本书，是金重冶先生写的，叫《新牛马经》，很薄。金重冶当时是农业部的一个老专家，在延安时期就是兽医。但是，那本书主要是一些处方。对于我学习当兽医最需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书里没有详细内容。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没有当过兽医的经验，看这本书很是困难。以后，我们队里有一位曾经在坝前（赤峰一带）工作的老牧民，会一些汉话，把他珍藏的一部古老兽医书《元亨疗马集》拿出来让我看。这本书都是文言文，有些插图。没有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知识和兽医基础，学这本书也是很困难。我立志学当兽医，又有执着倔强的性格，一边硬啃这两本书，一边向牧民学习他们给牲畜治病的土办法和老经验，我的兽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记得第一次给马扎静脉，牧民当中也没有人会扎静脉，我也从来没摸过，感到非常困难。当时那匹小黄马得的是淋巴管炎，是一种传染病，打针找不到静脉，先先后后扎了一百多针，把马脖子都扎烂了，都不知道药是推到静脉里了还是推到肌肉里了，结果是，那个小马没救活。当时给我的打击太大， 同时也让我有了一定要学习的冲动，千方百计地去找书。

陆续地，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找到了一套教材，又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兽医基础教材、畜牧基础教材，还有赤脚兽医手册，在蒙古包的羊油灯底下，把这些书断断续续地一本一本的去学习。结合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去查去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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