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启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活猪跨省调运大流通的危害暴露出来后，又有官员和专家提出可以改调猪为调肉，在生猪主产区建立大型屠宰厂，通过冷链物流将冷鲜肉、冻肉或猪肉制品运往主销区销售。这看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因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怀疑，调肉的方案在中国能很容易行得通吗？中国人喜欢热鲜肉的习惯能不能轻易地被改变？如果能行得通，为什么几十年来供应港澳还是以活猪为主，而不以猪肉为主？更重要的问题是：调肉就不会传播非洲猪瘟了吗？！事实上，非洲猪瘟从国外传入我国，可能性最大的途径就是通过走私、进口的冻肉和猪杂，或者是入境旅客携带的猪肉制品，其次还有可能是野猪。

当然，我不反对改调猪为调肉，只要能够实行起来，传播疫病的风险，调肉比调活猪肯定要少得多。问题是能不能实行，这还需要实践去检验。

主张改调猪为调肉的官员和专家，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坚持认为我国生猪产业布局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认同“比较优势”理论的，还是认为强化主产区、主销区的产业区域规划是合理的，还是认同“南猪北养”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在面临非洲猪瘟的形势下，“比较优势”理论在生猪产业布局的指导意义上，是不是绝对正确，这是值得商榷的，“南猪北养”战略是不是值得继续推进，还值得慎重为是。

我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只在没有任何约束条件限制下的理想状态下才能成立。“比较优势”的成立：一要完全的市场化，没有任何阻碍市场流通的因素，没有任何阻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因素；二要有稳定的通用货币；三要生产经营的商品（服务）标准化，并且适合贮存和远距离运输交易。事实上，符合条件的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无论是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还是国内地区之间的合作与贸易。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就表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非洲猪瘟的发生表明，即使国内地区之间也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在非洲猪瘟防控转为持久战的情况下，限制生猪跨省大流通的措施决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一定会长期化、常态化。没有完全的市场化，“比较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特别是猪肉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老百生日常生活的刚需产品，如果每个省市没有较大（如80%）的自给比例，一旦因为控制疫病的需要而封锁禁运，就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前些年，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一些省市以环保为由大批关停、拆除中小猪场，导致一些人口和猪肉消费大省，猪肉的自给率甚至低于20%，而河南、山东等省生猪调出量超过本省消费量。这样的格局，在没有非洲猪瘟时，没有大的问题，可是，经过近半年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实践检验，这样的产业布局，问题就突显出来了。

其实，不仅是国内的生猪市场如此。在国际上，石油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吗？粮食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吗？具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吗？没有。在这些领域，“比较优势”理论都没有用武之地。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喜欢极大地简化各种约束条件，提出一些在理想状态下的理论，弄一些数学模型，很能迷惑一些决策者。但是，事实上，很多理论却误导了改革开放，贻误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数学模型，很多缺乏约束条件的概念和域的概念，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最多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成立的经验公式。

春华同志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非洲猪瘟分区防控作为下一阶段防控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虑区域相同动物防疫产销互补等因素，将全国分成几个动物防疫大区”。“各个省份都要保持有一定规模的养殖量，区域内要大致做到供需平衡，特别是南方及大中城市周边地区，要鼓励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养殖企业，确保一定的自给力，不能盲目的禁养限养，更不能一关了之、一弃了之。”但愿决策者们在修正我国生猪产业区域布局的战略中，充分认识到“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认真贯彻落实春华同志的指示精神。规模养殖企业在决定扩张时，一定要认清投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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