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兽医元老——杨守绅

位至中将，痴心兽医教育事业

1939年9月，杨守绅被军政部委派为新设立的军马防疫所少将所长，以制造马鼻疽诊断液、炭疽疫苗、马腺疫疫苗为主，并代军兽署制造牛痘疫苗。1939年冬，被军政部调任陆军兽医学校任少将教育长并代理校长，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军兽医学校校长。自此，杨守绅再次回到母校，开始从事兽医教育工作。1944年11月，陈诚取代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出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其在担任军政部部长期间兼任的陆军兽医学校名誉校长一职，亦自行解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守绅担任陆军兽医学校校长，并奉派到南京、上海接收日伪的兽医机构及器材。随后军衔亦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在职掌陆军兽医学校工作期间，杨守绅先生于1940年在陆军兽医学校主持创办了兽医高级研究班，设立了畜牧科及各学科实验室，同时还先后开办了兽医院、蹄铁工厂、国药（中药）研究所，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1942年为广育高级兽医人才，又在兰州设立陆军兽医学校西北分校。创办兽医高级研究班，广育高级兽医人才，这是杨守绅先生对我国兽医教育事业具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随着抗战的胜利，回迁南京的国民政府将抗战时期亦在贵州安顺由蒋介石任校长、张健中将任教育长的陆军军医学校改为国防医学院，于1946年迁校于上海江湾，林可胜任首任院长。国防医学院成立之初，林可胜主张将陆军兽医学校并入国防医学院，增设兽医科（系），被杨守绅坚决反对而作罢，从而保全了陆军兽医学校。这是杨守绅先生对我国兽医教育事业的又一重大贡献。

赴美考察，推进我国马匹改良

1946年，美国已由机械代替了马骡，造成马匹生产过剩，因而企图压制我国兴办马政事业，以便向我国倾销其过剩马匹。国内马政、兽医界人士当时对美国此意持反对意见。于是国民政府于1946年首次组成我国第一个“赴美马政考察团”，由杨守绅先生率团，担任团长。考察团于1946年9月赴美，考察美国的养马事业及兽医教育，为时一年有余。在美国考察期间，考察团先后走访了美各大州的牧场和农（牧）业大学，参观了“美国马骡协会”、“美国军马补充协会”、“美国阿拉伯种马俱乐部”、“美国摩根种马俱乐部”等民间学术团体，并应邀作学术演讲。回国后，考察团撰写了《美国的养马业与马政建设》调查研究报告，向国防部上报了《赴美考察养马业报告》，重申了中国兴办马政事业之理，受到当时国防部的重视，使我国的马政建议机构和人员得以保留和充实。在美考察期间，杨守紳先生极力支持购买种马，对中国马实行改良。1947年，在他的推动下，从美国选购了摩根马29匹、夸特速步马16匹、英纯血种幼二岁驹3匹，运回中国以充实我国良马的基因库。这是杨守绅先生及赴美马政考察团对我国马政建设事业及兽医科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脱离国党，专注于兽医国际学术交流

1949年底国民党由大陆败退台湾。杨守绅先生因已将新婚一年多，时已有孕在身的续弦妻子孙用贤（北洋政府初期第五任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1919年出生，2010年1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91岁。）送往境外，并打算将与前妻的三子一女一并带走。时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次子杨正彦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读于北京大学的长子，就读于燕京大学的长女和上高中的三子都是进步青年，他们决定留在北平参加革命工作。家庭“国共谈判破裂”后，杨守绅先生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陆。

杨守绅离开大陆后，并没有乘国民党的飞机直飞台湾，而是化妆成普通百姓取道到了香港与夫人相会，不久他们的女儿就降生在香港。自此杨守绅先生自行脱离了在国民党军界的任职，亦再未服务于国民党的政界。

在香港，杨守绅先生暂寄在在友人的农场里从事畜禽的保健与繁育工作。1949年被台湾大学聘请为教授兼畜牧兽医系主任。在台期间，杨守绅先生作为交换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授课一年，作为中国畜牧兽医界巅峰人士曾多次参加联合国和欧洲农业合作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加入“国际畜疫会”等国际权威性组织，杨守绅先生是农复会第一位中国籍的顾问，担任国际兽医会议OI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piozopics)的台湾常任代表十七年之久，频繁赴世界各地从事学术交流和考察。1973年8月，杨守绅从台湾大学教授岗位退休。1975年离开台湾侨居于美国洛杉矶。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参加联合国和欧洲农业合作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不惧安危，期盼祖国早日统一

杨守绅先生离开大陆后,非常怀念大陆的亲朋故旧，他关心祖国的建设以及统一大业，希望台湾能尽快解放，祖国能尽快统一。在六十年代初,他便不畏风险与京津的亲友联系。1980年当时大陆和台湾关系尚未解冻，杨守绅先生便以私人的名义首次由美国回国探亲。1980年，他顺利回到北京探亲。此间，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宴请,出席了市政府邀请的国庆天安门庆典晚会和市政协招待会。

杨守绅从事中国兽医学、生物制品学、兽医高等教育五十多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编著有《家畜生理学》、《兽医药理学》等著作，同时在猪瘟结晶紫疫苗研发等方面有独到创见，多篇论文在美国兽医杂志发表。他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国家、为人民卫生防疫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中国兽医科学发展及中国兽医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学家和兽医学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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