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好草原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话董世魁、林克剑、闫宏君

       我国草原资源丰富，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一位，但长期面临大面积退化威胁。2018年以来，随着我国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深入推进，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草原生产力持续提高。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草原生态状况已走出低谷，实现了由21世纪初的“整体恶化”到当前“整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

与此同时，我国仍有70%的草原面临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保护修复任务依然十分严峻。新形势新阶段，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管理工作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处理好草原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本期对话邀请董世魁、林克剑两位专家和一位地方林草部门负责人、来自“中国草都”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闫宏君展开交流讨论。

一、刈牧利用程度总体仍然较重——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需求大、瓶颈多

主持人：当前，我国草原退化状况如何？生态保护修复情况怎样？

董世魁：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实施了很多政策，包括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等，还开展了退牧还草工程、京津冀风沙源治理工程等生态建设工程，以及三江源一期二期建设工程等区域性工程。在这一系列与草原相关的生态治理工程和政策保障下，我国草原退化状况逐渐得到缓解，从20世纪末90%以上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转为目前70%的草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

林克剑：“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草原修复治理，年均种草改良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上，退化草原面积缩减近7亿亩。生态保护修复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草原水土保持效果明显提升，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草原碳汇能力明显提升，整体上快速退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草原总体上仍处于较重的刈牧利用当中，根据估算，目前我国草原退化面积应在21亿亩左右，仍超过全国草原面积的一半。

主持人：当前我国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难点是什么？我国草原分布广阔，不同地区的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瓶颈制约问题？

董世魁：随着我国草原工作定位从以生产服务为主转向生态保护为主，草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新时代草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目标路径也需要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事实上，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的建议和支持下，我们从2021年就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于2024年发布了《中国草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宏观层面的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更多难题存在于技术层面。

一是种源。生态修复必须有种源，但我国在生态修复草种的创新创制方面短板明显。我国草原植物有1.5万余种，国内目前比较成熟的生态修复用种和牧草种加起来也只有几十个。二是技术。草地生态修复，必须分区、分类、分级，不同区域、不同草地类型及退化类型、不同退化程度所适用的技术、草种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方在开展草原生态修复工作时一个技术管到底，这并不科学。三是监管。修复后，原生植被、土壤、生态系统功能等生态恢复程度如何、成功与否，这些都需要通过科学的、可量化、可测算的手段进行控制和维护。

林克剑：我国草原面积大、分布广、类型多，退化情况复杂，在生态修复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多。一是共性瓶颈问题。如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的需求大、任务紧。目前我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资金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资金缺口巨大。另外，缺少适应性强的生态修复技术模式，草原恢复的关键修复技术和乡土草种缺乏，尚不能做到分区分级分类“对症下药”。二是区域之间差别大，个性问题突出。如内蒙古高原草原区超载过牧尚未全面解决，草地退化沙化仍比较严重；东北华北平原山地丘陵草原区水热气候条件相对较好，但长期不合理利用导致草地生态系统结构逐渐不稳定，退化、沙化、盐渍化草原面积增加。

主持人：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当前我国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建设情况如何？地方上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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