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育种技术体系的搭建高层对话录

为什么呢？因为现场操作的人员，他们有各自的利益。数据采集如果是由人来进行的话，这就必然会带来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繁殖性能中的猪繁殖性能产仔数、活仔数等数据。如果管理人员以活仔数、产仔成功率等不同指标对生产人员进行考核，那么他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做人为的改变或调整。另一方面，要想获取准确的数据，尽量采用一些现代设备。比如说物联网设备、性能测定设备以及视频影像等做一些体型外貌的评估与度量。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部分设备应用较少。以电子耳牌为例，目前国外进口的电子耳牌性能稳定，但是成本较高，因此应用较少。

所以从数据采集端，无论是通过物联网设备还是人为进行，最关键的是实事求是的问题。那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那是靠“指挥棒”的问题。仅仅通过道德水平来制约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这个整体较难实现。因此，生产和育种存在的矛盾问题实则是企业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问题。比如在非洲猪瘟刚开始爆发的时候，由于大量母猪场种猪被捕杀掉，猪价售价因此非常高。企业则会提前出栏，乃至于核心群的育种工作也很难保证。因此，如果公司利益仅仅来源于原种，那么它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而如果利益来源于商品端，有商品端反哺育种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就是可持续的。只能说企业能从中真正得益的话，他们就会坚持。如果，企业经常不得益，那么就会出现引种、退化、再引种的难题。

4 刘剑锋对话张清峰

刘剑锋：在肉羊数字育种方面，您有哪些体会或者想法？

张清峰：肉羊产业与生猪产业不同，具有品种多、小而散的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羊。近年来，随着产业规模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3000只以上规模，近年来平均增幅在50%左右），出现了10万只单体规模的羊场。规模化养殖程度的提高，推动养殖方式和育种思路发生巨大变化。像刚才提到的生产和育种这个关系都是如何去疏通，基于物联网基础上的信息化育种工作的开展也好，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之前的育种是生产育种，因为有了这个信息化以后，让生产育种变成了育种生产。

第二，在企业运营过程中，生产技术人员和育种技术人员是有矛盾的。以我们企业为例，育种部需要定期开展性状测定工作，而这个过程需要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工作量，另外也会影响相关人员的绩效。因此，对于育种而言，去收集相关性状数据常常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

后来，由于有了信息化和物联网设备，公司进行了相关调整。首先，将内部工作制定了相关流程。流程化以后，又开展了人员的调整：将育种信息采集技术负责人任命为厂长。通过开展育种数据采集技术培训，将生产人员同时变为育种技术采集人员，打破了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同时，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在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生产绩效考核方式，将育种和生产融合在一起。在绩效考核过程中，将财务人员纳入，将配种数据、采购数据、死淘数据、饲草料成本以及人工物料的成本全部加进来，这样的话，对于育种过程，各个部门均需进行考核，从而达成利益一致。

因此，在信息化基础上，通过管理方式的改变，把识别、测定、选定、繁育、饲养、管理同步进行，进而实现了生产和育种的充分融合。

刘剑锋：事实上，无论是家禽育种、生猪育种、肉羊育种，还是其他畜禽育种。育种工作的核心在于性能测定。性能测定是育种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反映在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性能测定的直接的结果就是育种数据。所以说育种的核心还是数据。数字育种的产生，是育种学科发展到目前阶段，跨学科、多技术交叉融合的一个手段体现。我们要从数据的准确性、产生效率及整体挖掘应用等技术上去多方形成合力，来共同助力精准遗传评估和精准选种选配，这样才能让育种成本投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此，数字化育种技术体系的搭建，是当今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育种技术专家、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等，共同去探讨和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当前时候，育种需求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从国家到每个层面都非常重视。所以我相信这种产学研的结合也好，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也好，一定能助力我们国家实现种业振兴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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