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国生物药品制造创始人——程绍迥

唐班青和程绍迥1930年结婚，1932年遇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一家人不得不随中畜所辗转西迁，漂泊到湖南、广西等地抗日大后方，文革时期受冲击、抄家、接受审查，古稀之年唐班青又随夫迁出京城到兰研所工作。相夫六十四载钻石婚，携手同心、同德、同志，家里家外协同，辛勤劳作，知寒、知暖、知心。而今何处还能听他的欢声笑语？何物能寄情，唯传丈夫声。因此，她坚持亲自到招待所来。

杨所长立即把兰研所的杨处长从房间里请出来。此情此景，处长杨学礼十分感动，说：“程妈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程妈向杨处长交待了程老的遗言，心沉沉，情切切，说：“这是老头儿交待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一定要亲自完成，心里才踏实。”她握着杨处长的手再三说“拜托了，拜托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杨处长一回到兰州就转告了我这件事。

接受重托，不顾实验缠身，我放下工作立即动身，于9月中旬赶到北京。程妈家里的陈设如故，如同程老平时出差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书信、文稿、笔墨纸砚，别人都没动过。是老太太长夜频梦君，见物如见君，还是专等我来整理？

我见过程妈，问安。她对我如同久别的子女一样，非常亲切，非常期盼。详细叙述了程老最后的遗嘱。

1993年6月程老病情加重，半年前他入住北京友谊医院时还在为《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赶写回忆录。这是农业部畜牧局几位老领导、老专家倡议编写，由程绍迥主编的一本书。旨在让当年老一代兽医工作者们把消灭牛瘟的宝贵经验和他们的敬业精神传承给后人。病身最觉风霜恶，由于严重的类风湿和肺心病，他的手变成了鸡爪形，再也离不开心脏监测器和吸氧机，难以握笔再写文章。盛年不复归，一日再难晨，后事早交待，时日不待人。他让来看望他的盛锡明同志捎话给老同事尹德华，请他来医院一趟。

共事四十年，事业才是绝顶重要事。得到口信，尹德华急忙赶到医院聆听老领导教诲。程老在医院特护的搀扶下，从病床上移坐到沙发上，嘱咐特护从书桌里取出尚在撰写中的书稿《消灭上海市的牛瘟》，放到扶手上，用颤抖的手庄重地签上“程绍迥”和日期，交到尹德华手里。他话音徐微，心情沉重，说：“老尹，我不行了，请你替我完成吧……。牛瘟消灭了，这本书一定搞出来呀，这是留给青年人的礼物”。灭牛瘟永载史册，良书播惠后昆。尹德华接过这沉甸甸的担子，再三安慰程老，“保重身体，安心养病。请程老放心，一定完成任务”。含泪道别程老。

人间万般哀苦事，死别生离最伤痛。程妈稍显哽咽地说：“死后丧事从俭，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是老头儿早就安排好的。死不逢时，天不随愿，最后只好火化了”。

平时茶余饭后闲聊时程老也曾说过：死后愿捐献角膜等器官给有用的人，物尽其用。

程老认为，学习医学就要对照着活体，健康的或者有病的，理解快，记得牢。他反对灌输式的教学和死记硬背。多次表达“死后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助学的愿望。他注重培养青年，干事业得有人才队伍，人少了不行。做此事，只有一个心思，损躯为事业，活人受惠，也满足自己的心愿。松柏枯枝能引火，残根柄烛仍照明。

程妈对我讲述程老的另一项遗嘱：“书房由田增义整理。有关牛瘟的材料交给尹德华。其他材料，凡是有用的献给有关的图书馆，让它们继续发挥作用”。

程老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他在清华学堂学习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公派赴美留学，1930年学成回国。回国后从事教学、科研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民国政府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都对他很器重，委以重任，从事畜牧兽医科学研究和行政领导工作。他的业绩超尘拔俗，德高望重，业内尽倾，是中国现代畜牧兽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程绍迥为了发展中国的畜牧兽医事业，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地奋斗了一生，事业就是他的命根子。

1921年他赴美留学，踏上征途的前夕肺结核发作，发烧、吐血。那时，结核病的死亡率很高，医药费昂贵，有人劝他放弃或延迟留学。然而，他却坚持要去。他说：“如果船到东京仍不见好就下船，到大哥程绍伊处养病；如果好转就继续前行”。乘船期间比在校学习轻松得多，果然奇迹发生了，到了东京他的烧退了，吐血也停止了。

首页前一页123456后一页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