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控非洲猪瘟的科学实践

四、精准扑杀或被官方认可

政策对产业的影响很大。闫之春表示，当前的政策是“扑杀+禁运”努力实现净化，但是禁运在疫情早期被严重扩大化，省级行政区限运，多数生猪净调出省，仔猪、大猪无出路。发生疫情后，养猪场不敢报、不愿报、抛售病猪。个别基层行政部门随意扩大禁运范围，时有报道。地方业务行政部门也`不愿`出疫情，悄悄扑杀现象严重，对疫情控制有害无利。

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强屠宰环节非洲猪瘟检测工作的通知，要求屠宰企业强制检测，但似乎并没有考虑给问题猪肉的充分出路，可能造成带毒猪肉大量下乡。屠宰场将来也要考虑问题猪肉的出路。

农业农村部还发布了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闫之春认为，该意见的内容可理解为可因场定策，精准扑杀。允许实现阻断群内传播，防止减少感染其他猪群。

从行业的现状来看，未来我国ASF净化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将依赖于当前病死猪、带毒肉及制品的处理方式。他强烈建议政府迅速建立大型、集中的病死猪、带毒肉处理厂，高温熟制并非不可行。

五、区域净化需先行在区内建立足够的种猪场、屠宰场、病死猪处理场等

闫之春将非洲猪瘟对行业的影响进行总结，他表示，非洲猪瘟2018年8月出现首例公开确诊疫情后，至当年11月初已在我国呈现多区域爆发的态势，进入2019年后，环境、物料、猪肉已被病毒广泛污染，疫情难以在短期内控制和清除。

但是，通过识别本场区域内关键的传染源、载体、传播途径，可以有效地阻止猪群感染，实现群体净化。通过检测和试验，采用有依据的风险因素分析非常重要。此外，应该明确重新定义非洲猪瘟的预防和控制方法。通过科学的采样方法、qPCR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实现精准扑杀，群体净化，没必要无差异地全群扑杀。

今后大公司必将成为下一步中国猪肉供应的主体，更需要主动作为，积极更新预防、控制方案。尽早识别阳性个体，在疫情初期进行全群检测，主动预防，发现疫情，精准扑杀，以及时在猪群水平清除病毒。

对于养殖户期盼的非洲猪瘟疫苗，他认为任何活疫苗，均应在扩大实验的基础上，首先、确切地验证安全性，再行田间释放。仓促推出不安全的疫苗，虽然有可能减少部分猪的死亡，但是多国的尝试证明，ASFV疫苗免疫后，很容易大量出现组织器官(脾脏\淋巴)带毒猪，造成全行业污染，贻害无穷。

我国非洲猪瘟的控制，今后一段时间最有效的方案，可能是在数个自然隔离条件好的区域，实现新时代的区域性病毒净化，最终实现全国净化，不应与病毒共存。但前提是要优先、尽快在目标区内，建立足够的种猪群，配套屠宰加工，建立足够的病猪集中处理设施，区域内全场户检测，发现疫情时快速精准扑杀，实现大区净化并非难事。无论如何，净化必将仍是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六、非洲猪瘟病毒载体传染源很多，需对症下药！

众所周知，非洲猪瘟可以在群体传播，但猪场之间、猪场之内、猪舍之内以及猪群之间病毒的传播速度非常慢，并且非洲猪瘟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几率很低,这一点也是实现定点扑杀，全群净化的基础。

一方面，闫之春老师表示，对于非洲猪瘟病毒舍内跨栏传播，除了直接口鼻接触外，更可能是较大尘粒的物理携带，这意味着猪舍内防尘工作需要加强，降低疫情的传播程度对猪场而言有实际意义，目前很多猪场都比较忽视粉尘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实验证明，猪肉、饲料、衣物、鞋、尘粒、病猪等都是可以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载体传染源。在华南地区的田间试验中，在苍蝇腿上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蚊蝇及粉尘携带病毒已经得到试验验证。因此，闫之春老师表示，防蚊蝇的空气过滤是有意义的，鸟鼠蚊蝇传播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多，在中国，防鸟、防鼠、防蚊蝇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猪场安装侧墙卷帘及湿帘进风口的防鸟鼠防蚊蝇网还是很有必要的。

任何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都是基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动物。从理论上讲，我们只要管控好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可以阻止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如果三个方面都做好了，疫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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