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畜禽种业如何“出圈”？

耗时耗力 畜禽育种路上的那些坎坷

事实上，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并没参与育种工作，农业经济才是他的原本专业。11年前，朱增勇开始从事畜牧产业经济研究时，最开始对种业一窍不通，甚至搞不清包括曾祖代、父母代、商品代等畜禽原种的级别，面对采集数据中的“商品代蛋雏鸡”，他讲起最初还因为不会断句而闹出过笑话。

多年以后，从事畜牧产业经济和市场预警研究的朱增勇，也更像是国内畜禽种业发展的旁观者。“育种本身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耗时耗力，得耐得住寂寞。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承受住了艰苦，耐住了寂寞，培育出了新的品种，就算是成功了，因为新品种最终还需要接受市场的选择。”

残酷的是，时间的积累、大量数据的记录，经常并不通往成功。科研过程中的瓶颈总会令人倍感懊恼。

瓶颈有的是因为技术上难以攻克，“比如我们之前培育的一个品种，料肉比一直降不下来，与国外差0.2、0.3的样子，但要知道，对你寄希望于广泛用于生产的品种来说，差一丁点，差距也是非常巨大的。”

有的瓶颈是来自资金投入，“比如为了改善育种条件，增强防疫措施，有的企业会重新投资选址新建育种场，这一个厂建起来，就是2.4个亿，但对于育种来说，投入这么多资金，却只算开始。”

还有的瓶颈，则源于国外施加的压力和壁垒。赵桂苹提到，国内知名的企业曾在宣布自主育种之后，便被国外种源企业切断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国外不再卖给这个企业任何产品了，企业必须自己去完成品种的研发，才能维持生产。”

育种攻坚 产学研和科企合作待提升

谈及育种过程中最需突破的方面，专家们都提到了设备和研发投入的不足。

张青云一直觉得挖掘和保护地方物种，发挥良种优势，是突破国内肉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问题出在落后的技术、应用和投入，而并非在于本土品种的先天劣势。

朱增勇谈及我国生猪育种体系主要分为两种，“相对于国外的话，种猪公司相应的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和国外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而大企业的育种板块，多是依附于企业养殖服务，地位很边缘。”

“大量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研究技术，但大量的育种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程度非常低，这也是一直没有破解的问题。”赵桂苹和朱增勇都谈到，在产学研方面，包括科企的合作机制方面，仍有非常大的值得改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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