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种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客观来讲，中国种业确实面临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的现实。从种业研发体制来看，又跟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国情密不可分。

  以2000年中国种子进入市场化阶段为标志，国家科研院校所培育的品种，才正式从“无偿交企业经营”向“有偿转让企业经营”。2011年之后，种业企业才参与到育种行业，逐渐形成科研单位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科企合作，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育种新格局。2000年以前，育种成果都来自于国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到2001年后，尤其是2011年后，企业才逐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

  中国种业实质性的发展，最多也才20年的时间。如今，中央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会出现一些波折，就是在市场机制、知识产权配套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出现假冒、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第一财经：面对现状，中国该如何破解种业“卡脖子”的局面？

  赵皖平：当前的种业竞争，本质是科技之争，焦点是资源之争。谁占有了更多种质资源，谁就掌握了选育品种的优势，谁就具备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没有自主的资源，就没有自主的品种。由于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畜产品产量增长，缺乏对畜禽种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重杂交、轻保护”的现象，造成品种混杂、部分地方畜禽种质资源流失严重。

  虽然中国是种质资源大国，但还不是种质资源强国，许多种源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重要原因就是优异种质资源储备不足、精准鉴定挖掘不够。最近，农业农村部正式印发方案，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此次普查，摸清资源家底，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资源，实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这实际上是破解种业“卡脖子”局面的重要方式。

  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必须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展资源普查，摸清资源家底。如果中国掌握了足够多的种质资源，就会有话语权，为下一步中国跟国际交流合作提供筹码，这可以称之为破局之举。

  打好种业翻身仗要依靠社会合力

  第一财经：借鉴国外经验，成熟的育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赵皖平：就像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样，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也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政学研企扮演不同的角色，形成社会合力，才能向前推进。

  一个成熟的育种体系，从宏观政策来讲，要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保护知识产权创造一个软环境。

  从科研政策来讲，基础性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而科研院所、高校能申请到的课题，可能只持续三五年就结题了，要尽量体现科研经费支持的稳定性。

  从考核机制来讲，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就要在考核体系上精准指导，体现差异化。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可能这代人的研发只是为下一代人的突破进行铺垫，对他们的付出要予以肯定，并能够区别对待。

  从创新主体分工来讲，科研院所要注重基础研究，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在育种中发挥作用，二者形成互补。

  同时，在种业交流方面，要跟国际同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引进种业资源进行合作，为国内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在种业企业兼并重组方面，通过企业并购，获得知识产权，比如央企收购先正达。

  总之，要多方共同发力，才能最终破局。

  第一财经：在国际上，排名靠前的种业巨头比如拜耳、先正达，都走过了一条先完成农化产业积累，再向上游种业进军的道路，中国是否也要走这样的路径？

  赵皖平：的确，纵观德国、美国种业巨头的成长壮大史，或是先以化工产品起家，而后在发展农化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的种子产品；或是在新植物品种专利权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极大激发了私营公司进入种子市场的热情，开启了种业公司的大兼并时代。

  中国种业的国情和制度，跟西方国家存在较大不同，无法完全像国外一样，由公司主导，形成垄断性的世界巨头。当然，不排除会出现央企跟国外种业巨头跨国联姻，通过并购获得知识产权，形成种业航空母舰的情况，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中小型种业企业唱主角。

  中国的地理多样性很强，要搞种业研发，一刀切的某种模式可能不太行得通。跟脱贫攻坚一样，一定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中国有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业品种中，要将之作为国家战略，由国家队积极参与，其它品种要借助市场的力量。

  中国种业要追赶国际水平，未来还有还长的一段路要走，最重要的是眼光要放长远，要有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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