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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启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时间:2019-02-11    点击: 次    来源:湘中得一    作者:李继仁 - 小 + 大

中国生猪产业的布局,外行人都知道有“主产区”、“主销区”之别。传统上,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河北、广西等省份是生猪外调大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市是生猪调入大省市。本来东北三省和内蒙由于冬季严寒,养猪并不太多,但近几年因为南方水网地区环保的原因,国家推出了“南猪北养”战略,江、浙、沪、闽、粤等地大批中小猪场被关停、拆除,许多规模养猪集团公司进军东北、内蒙,东北三省及内蒙也逐渐成为生猪调出省份。

这一切似乎很合理,甚至说很“英明”——因为,沿海地区、大城市工商业发达,土地、环境等资源如果配置于工商业则产值无疑更大,此外,当地农民经商、就业机会多多,也不必一定要从事养猪等农业项目,减少养猪、甚至不养猪,对于沿海地区、大城市是个“明智”的选择。中部内陆地区,工商业欠发达,没有发展工商业的优势,无奈之下,牺牲一些环境代价,多养点猪,农民多少能获得些收入。过去,官员和学者们总结认为:生猪产业这样的布局之所以是“最佳组合”,因为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发挥了各地“比较优势”的结果。这一经济理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毅夫博士的“比较优势理论”。

然而,2018年至今的一场非洲猪瘟疫情,无情地宣告了如此“美妙”具有“比较优势”的生猪产业布局,成了非洲猪瘟防控、生猪生产稳定、猪肉供应保障的最大的软肋。因为,有“主产区”、“主销区”的布局,必然要有生猪及其产品跨省大流通,才能将主产区的猪运到主销区去。但是,从非洲猪瘟防控的角度必然要求控制生猪移动,必须禁止跨省长途运输活猪的大流通,这就形成了不可兼得的矛盾。自从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禁运使全国的猪价迅速分化,最低的低到4元多每斤,最高的高到10多元每斤。不但是价格分化,更严重的是低价地区的肥猪和仔猪有价无市、严重压栏。虽然后来推出“点对点”调运政策,但也只能缓解少数规模场的困境,广大中小散户依然只能忍受压价、压栏和亏损。

活猪跨省调运大流通的危害暴露出来后,又有官员和专家提出可以改调猪为调肉,在生猪主产区建立大型屠宰厂,通过冷链物流将冷鲜肉、冻肉或猪肉制品运往主销区销售。这看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因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怀疑,调肉的方案在中国能很容易行得通吗?中国人喜欢热鲜肉的习惯能不能轻易地被改变?如果能行得通,为什么几十年来供应港澳还是以活猪为主,而不以猪肉为主?更重要的问题是:调肉就不会传播非洲猪瘟了吗?!事实上,非洲猪瘟从国外传入我国,可能性最大的途径就是通过走私、进口的冻肉和猪杂,或者是入境旅客携带的猪肉制品,其次还有可能是野猪。

当然,我不反对改调猪为调肉,只要能够实行起来,传播疫病的风险,调肉比调活猪肯定要少得多。问题是能不能实行,这还需要实践去检验。

主张改调猪为调肉的官员和专家,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坚持认为我国生猪产业布局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认同“比较优势”理论的,还是认为强化主产区、主销区的产业区域规划是合理的,还是认同“南猪北养”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在面临非洲猪瘟的形势下,“比较优势”理论在生猪产业布局的指导意义上,是不是绝对正确,这是值得商榷的,“南猪北养”战略是不是值得继续推进,还值得慎重为是。

我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只在没有任何约束条件限制的理想状态下才能成立。“比较优势”的成立:一要完全的市场化,没有任何阻碍市场流通的因素,没有任何阻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因素;二要有稳定的通用货币;三要生产经营的商品(服务)标准化,并且适合贮存和远距离运输交易。事实上,符合条件的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无论是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还是国内地区之间的合作与贸易。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就表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非洲猪瘟的发生表明,即使国内地区之间也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在非洲猪瘟防控转为持久战的情况下,限制生猪跨省大流通的措施决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一定会长期化、常态化。没有完全的市场化,“比较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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