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分子病原学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5.7、构筑免疫隔离带

搞好免疫是做好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提高免疫密度是防止疫情发生最有效的保证。开展动物防疫工作要统一组织、统一时间、统一行动, 逐头注射、逐户排查、逐村推进, 不留死角, 按照建立边境强制免疫保护带的要求, 距离边境线30公里范围内的乡镇村屯, 要再加强一次疫苗的免疫注射, 构筑起坚固的防疫屏障。

5.8、强化督导检查

选派业务素质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 成立重大动物疫病区域督导小组, 负责动物防疫工作的监督检查, 采取会战期间蹲点, 平时随机抽检的督导方式, 真正深入到基层, 重点检查指导非洲猪瘟防范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同时, 公布防疫监督举报电话, 落实专人, 24小时接听群众举报, 对举报情况及时派人到现场调查核实, 将疫情控制在萌芽状态。

5.9、加强疫情监测

采取“日常监测兼顾全面、集中监测突出重点”的原则, 进行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鸡新城疫、猪瘟等免疫抗体检测工作, 准确掌握免疫状况, 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提供依据。非洲猪瘟监测采用现场调查和采样检测相结合的方法, 全年开展两次流行病学调查及采样送检, 按时完成流调和送检任务, 发现可疑病例, 按照防治技术规范和应急预案进行报告。

5.10、加强联防联控, 形成防控合力

加强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密切配合, 强化联防联控, 保持信息沟通, 及时掌握国内外动物疫情信息, 加强口岸、非口岸通道管理, 组织联防巡查, 加大查验、检疫和消毒力度。严厉打击动物及其产品走私活动, 严禁进口非洲猪瘟疫情国家和地区的猪、野猪及相关产品, 坚决防止境外疫情传入。

5.11、加大宣传, 群防群控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单、科技赶场等多种形势, 广泛宣传非洲猪瘟防范知识和防控政策, 积极倡导距边境3公里以内范围限制饲养畜禽、距边境3~5公里以内全封闭饲养畜禽, 尽量避免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的接触, 要严格防止野生动物越境, 对越境动物实施驱逐, 降低易感动物感染几率。增强进出境旅客和相关从业人员的防范意识, 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

6、疫苗进展

6.1、灭活疫苗

传统病毒疫苗可通过病毒灭活和病毒致弱两种方法进行制备。灭活疫苗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将病原灭活, 使其失去感染能力, 但保留其抗原性。迄今为止, 采用多种传统方法制备的ASF灭活疫苗均不能对强毒攻击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7,8], 包括病毒接种肺泡巨噬细胞以及感染脾组织后匀浆制备的灭活疫苗。虽然用ASF灭活疫苗免疫后可产生高效价的抗体, 但很难检测到中和抗体的存在。Blome等[9]研究表明, 即使用新型佐剂PolygenTM或Emulsigen (®) -D等与ASFV灭活抗原进行配伍, 免疫动物后能够诱导产生ASFV特异性抗体, 但仍未能提高疫苗的免疫保护效力。这可能是由于产生的ASFV特异性抗体并不具有中和活性, 提示细胞免疫在ASF疫苗免疫保护中起重要作用。此外, GómezPuertas等[10]研究人员也证实在细胞传代过程中, 低代次和高代次的ASFV毒株对中和抗体的敏感性存在差异。鉴于现有研究结果, 采用传统方法研制有效的ASF灭活疫苗困难很大。

6.2、减毒活疫苗

根据减毒活疫苗毒株来源不同, 可将ASF减毒活疫苗毒株分为三类:传代致弱毒株、天然致弱毒株和重组致弱毒株。减毒活疫苗能够诱导强烈持久的免疫应答, 但生物安全是其使用的主要限制因素。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 可通过基因重组、靶向缺失以及一次性侵染技术来增强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

6.2.1 传代致弱毒株

ASFV可经过猪骨髓来源细胞、Vero和COS-1等细胞系传代致弱。传代过程中, ASFV致病力逐渐下降, 同时病毒免疫原性和稳定性也随之下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使用传代致弱毒株免疫动物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免疫动物呈现出肺炎、流产和死亡等副作用, 在田间多次感染和异源强毒株存在的条件下, 许多免疫动物呈现ASF慢性感染临床症状。因此, 传代致弱毒株的致病性导致此类疫苗的开发一度受阻。Krug等[11]利用分离株ASFV-G在Vero细胞中进行传代培养, 随着传代次数的增加, ASFV-G在Vero细胞中的复制能力增强, 同时在猪原代巨噬细胞中的复制能力下降, 病毒毒力逐渐衰减, 在传至第110代时完全丧失。家猪接种完全致弱的ASFV-G毒株后并未获得相应保护力, 以抵抗母本病毒的攻击[11], 表明传代致弱的ASFV安全性较差且很难提供较好免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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