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禽流感疫情一直牵动人心，最近几天确诊病例不断出现，似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的样子。由于政府机构主动发布信息并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社会上并没有明显的恐慌情绪，但咱们会不会还是高估了它的风险？从我的跨界角度看，H7N9的特点是：低风险概率，高风险感知；群体风险低，个体风险高；事前风险低估，事后风险高估；另外，社会成本过高。
首先说低风险概率，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活禽检出病毒并不鲜见，也有不少野生鸟类检出病毒的报道。如果说野生候鸟是禽流感传播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可以想象，祖国大江南北只要是鸟类迁徙路过的地方都可能有病毒落脚。如果感染力很强，那得有多少人病倒啊？
从另一个角度说，患者往往有活禽接触史，但每天接触活禽的人何止千千万，天天和鸡鸭打交道的养殖户和商户也没有大量发病的情况。这说明目前病毒感染力有限，或者存在无症状的隐性感染，个体差异明显。同时，在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身上也没有发现“人传人”迹象，这和之前的SARS有天壤之别。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低感染概率、无“人传人”意味着当前总体健康风险并不高，但对于被感染发病的人而言，它无疑是高风险的，主要体现在患者的死亡率比较高。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2013年刚出现H7N9时，患者死亡率高得惊人，几乎“不留活口”，但后来治愈的患者越来越多，死亡率迅速下降。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H7N9禽流感和一般流感并无本质区别，起初的症状也很相似，所以不少患者一开始低估了它的风险，把它当成普通感冒治。但H7N9是新病毒，肌体对这个陌生的敌人反应更强烈。除了病人本身体质虚弱的因素（很多病患是老人），延误治疗往往是悲剧的根源，不少死亡病例，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病情危重。经过近一年的医疗实践，如果是早期发现和治疗，患者康复的概率非常大。从这个角度讲，H7N9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最后说说H7N9的社会成本问题。全球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流感，美国的数字超过3万，中国估计更多。20世纪初的流感全球大流行导致约5000万-1亿人死亡，而闹得鸡飞蛋打的H7N9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是不是我们低估了“普通”流感的杀伤力，而高估了“新型”流感的杀伤力？从风险认知的角度，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H7N9疫情出现后，政府采取了很果断的措施，比如上海关停活禽市场、扑杀禽类、加大监测力度。的确，采取措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没有出现新发病例，效果显著。世界卫生组织也对这些断然措施表示了赞扬，但同时强调“要有合理的补偿机制”，这说明他们已经考虑到了成本问题。
风险管理需要进行“风险-收益分析”：关停市场、扑杀活禽的补偿其实只是社会成本的冰山一角，仅2013年养殖业就损失超千亿，H7N9“居功至伟”。照现在的情况，这一数字估计还会扩大。这还没有算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全副武装、高度戒备以及其他社会投入带来的隐性支出。另一方面，这些高昂代价换来的实际收益仅仅是可能减少数十例H7N9流感死亡病例。
如果问“这个代价值不值”，相信很多人会愤怒地反问：“几十条人命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但是我也有个疑问，目前死于H7N9的人数仅相当于死于普通流感人数的1%不到。如果把防控H7N9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投入到防治“普通流感”，会不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呢？
也许H7N9的防控投入还有一个隐性收益，那就是避免了类似SARS那样的社会恐慌，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这个“收益”绝对有吸引力。但是，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更有效的风险交流，引导公众更合理地看待H7N9，在消除恐慌的同时，避免产业遭受灭顶之灾？
有些人觉得，反正亏的是养殖户，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安全就好。殊不知“肉总会烂在锅里”，社会成本最终总会拐弯抹角地摊薄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如果每个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政府、行业企业、科学界和消费者才会真正站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险的挑战，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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