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上报了调整方案,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黑龙江、青海、宁夏、新疆等9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职能调整方案报省编办等待批复。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代表反映,与编办协调难度大、阻力大,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从商务部门划转和增加编制不可行,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增设屠管处室,内部调剂编制。天津受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安排影响,屠宰监管职责调整暂时停了下来。 2.生猪屠宰监管职责履行情况。各地按照我部关于做好2014年生猪屠宰行业管理、质量安全监管、统计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等文件要求,及时开展各项监管工作。湖北、吉林、山东、湖南等省继续做好2012年九部门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后续工作,坚持标准不放松。河北、山东等省印发通知,指导市、县做好相关工作。黑龙江、福建、吉林、河北等省积极组织开展打击私屠滥宰专项整治行动。 3.活禽集中屠宰试点情况。去年以来H7N9疫情和今年发生的小反刍兽疫情,对畜禽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紧迫要求,推动各地加快“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进程,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广东省政府在广州、佛山、深圳3市推行家禽“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试点,促进家禽业转型升级。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省活禽交易管理办法》,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疏堵结合、方便群众”的原则,在全省设区市主城区推进家禽定点屠宰、“杀白”上市,加快构建新型家禽产业体系,促进家禽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生猪屠宰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历史与现状 猪肉产品是我国传统的肉类消费品,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占到64%,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在我国已形成集生猪养殖、收购贩运、屠宰加工、肉类分割、肉制品加工、肉品卫生检验、冷冻储藏、冷链运输、批发零售于一体,遍布城乡的猪肉产业体系。屠宰是连接养殖和消费的重要纽带,处在整个猪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受到养殖状况、居民消费习惯、交通运输状况以及环保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商务部门(原商业部及所属食品公司)自1955年开始负责生猪屠宰行业管理以来,生猪屠宰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主导,国企独宰”,到80年代中期开始“完全放开,自由宰猪”,再到90年代逐步“依法规范,定点屠宰”,全国屠宰厂(场)数量从过去高峰期的10多万家减少到去年的1.5万多家。近年来,商务部门始终把屠宰场审核清理、整合压点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生猪屠宰工业化水平和商品率还比较低。2012至2013年商务部等九部门在全国开展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目前全国15950家生猪屠宰企业中,有未换证2847家、整改3582家,这两类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置条件,由于涉及经济补偿和人员安置等遗留问题,加之环保整改需要企业投入资金,关停并转难度大,也影响到社会稳定。 与生猪实行定点屠宰多年相比,牛羊禽屠宰尚未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主要以手工屠宰、分散屠宰为主。目前全国仅10个省颁布牛羊禽定点屠宰管理地方法规,推进难度大,进展缓慢,效果不理想。特别是牛羊定点屠宰还涉及民族问题和清真食品管理,下一步需要下大力气加以推动。 (二)挑战与机遇 当前,生猪屠宰行业发展正处在资源优化整合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挑战看,生猪屠宰监管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正进入监管攻坚的“深水区”。 一是屠宰场点“多、乱、小、散”并存。全国规模以上(年屠宰量2万头)屠宰企业仅占20%,存在大量小规模、作坊式、手工或半机械屠宰企业,肉品质量难以保证,私屠滥宰现象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注水肉、病害肉问题屡禁不止,监管难度较大。二是产能严重过剩。定点企业实际屠宰量普遍不足设计能力的1/3,恶性竞争严重,管理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相关产业扶持和引导政策缺乏。三是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难以有效落实。收费代宰现象普遍,全国屠宰企业代宰比例高达75%,肉品品质检验制度难以有效执行。四是行业规划执行不力。1998年开始实施定点屠宰时由县级政府负责审批,准入条件较低,规划的点多面广。2008年以后审批权限在设区的市级政府,一些地方受招商引资等利益驱使,盲目引进屠宰企业,存在未批先建、无证经营的情况,在关停不符合条件的屠宰企业方面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存在群众喜食热鲜肉的消费习惯,不利于肉类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五是相关扶持和引导政策缺乏。行业规划标准难以落实,企业关停并转难度大,不同地区监管工作和执法力度参差不齐。今年5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曝光江苏兴化一家长期违法屠宰注水猪的生猪屠宰企业就属此类情况。此外,在监管机构队伍建设、条件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亟待加强和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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