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区野鸟中禽流感的流行病学监测

3.2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侯鸟迁徙路线上的野生鸟类进行了大量的禽流感监测与研究工作，试图解开野生鸟类在禽流感流行病学中的作用和承担角色。巴基斯坦于2003年对禽流感疫区邻近地区的7种野鸟(包括鹰、乌鸦、鹅、鸽、绿头鸭、野鸡和八哥等)进行了禽流感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分离，结果表明野鸟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抗体平均阳性率为10%，其中鹅30%，乌鸦17%，鹰50%，野鸡33%。通过SPF鸡胚接种，平均病原分离率为6.72%，其中鹅50%,野鸡50%，乌鸦75%。意大利于1999——2000年间发生H7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染疫农场附近的野鸟进行了AIV检测，结果在103份野鸟泄殖腔棉拭或内脏样品中检出2株H7N1阳性样品。欧洲近年来的监测表明，从死亡的野鸟中分离到若干株A型H5和H7亚型流感病毒，而这些分离株与1997年以来欧洲暴发的H5、H7记录有密切关联，但迄今未能从正常野鸟中分离到H5N1亚型流感病毒.2004年亚洲疫情爆发时，泰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从多种死亡野鸟体内分离到了H5N1禽流期。鉴于以上的研究报道，表明野生鸟类，尤其是侯鸟可能与}1I1}疫源存在一定关联，需要引起是够的重视和警惕。

但是，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HPAI的暴发模式并不与所有国家的野鸟迁徙路线相吻合，我国侯鸟的迁徒路径之一来自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但这二个国家迄今未发生禽流感疫情。澳大利亚家禽暴发的5次由H7亚型禽流感病毒所引起的HPAI疫情中，其病原未在野生鸟类中分离到。美国于1998—2000年间的监测结果显示，从42种野生鸟类(主要是水鸟)中，分离到所有HA亚型AIV，但优势型为H3, H4和H6，H5和H7亚型的分离率很低，仅占0.4%和0.7%，说明这些优势型已经适应了水禽(鸟)宿主，并不能引起其它非自然野生鸟类的发病，包括家禽。1999—2000年间，瑞典和荷兰采用RT-PCR方法和病毒分离试验对123种8787只野鸟进行了HA检测，分离到的病毒HA亚型包括1 —7、10、11和13，NA亚型为1—8，H5和H7亚型仅分离到1次，阳性样品集中于水鸟和海鸟，阳性率为1—11%，其它种类野鸟的2007份样品均为阴性。澳大利亚于2004年采集自然保护区迁徙侯鸟的鼻喉棉拭样品，以RT-PCR方法检测A型流感病毒，173份样品中检出10份阳性，从上述阳性样品中以SPF鸡胚接种试验分离到7株AIV，亚型鉴定为H4N8和H11N9，所有分离株对家禽低致病性或无致病性，同时，澳大利亚对27种在该国和亚洲间迁徙鸟类进行了AIV感染调查，感染率高的是雁鸭科，偶尔感染的是鹅科、鸥科和鹉科，感染率很低的是鹭科、鹅科，其它18种鸟类感染率极低或不甚清楚。因此，应重新审视和科学、公正的评价野生鸟类在Alv流行病学和传播途径中的承担角色，

也许是染疫家禽首先将AIV传给了野鸟，野鸟然后进行了顺便散毒，而且野鸟不可能在AIV从染疫家禽场的二次传播中充当重要角色，因为病毒基因发生突变需要从疫区来的鸟类的AIV连续传代，而这降低二次感染率，从历次AI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在疫区间二次传播主要通过染疫禽只及其粪便、污染的器具、出入疫区的人员和车辆等的流动，而非野鸟的迁徙或飞动所致。

3.3 经对上海地区捕捉到的1010只野鸟血样和喉肛棉拭样品的禽流感流行病学监测，采用HA和HI 试验进行了禽流感血清抗体的检测，结果在15种野鸟的587份血样中检出了44份不同亚型AIV阳性抗体，其中H5阳性数11份，阳性率为1.87%，但采用病毒分离试验和荧光RT-PCR试验对喉肛棉拭样品进行了病原学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根据我们的课题研究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野鸟A1的流行病学监测结果，无法否认野生鸟类通过与家禽（尤其是鸭）接触，有可能在AI 的循环和作为AIV的原始病毒库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许多国家爆发的禽流感疫情并不符合野鸟迁徙或飞行路线，因而野生鸟类在AIV流行病学和生态演化中的作用存有许多疑惑和难解之谜，需要持续的动态的监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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