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技术进步与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工厂化、规模化发展与演变。 这一趋势是全球生猪产业生产方式因技术进步和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而发生的转变。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丹麦和荷兰将杂交优势理论应用于生猪产业二元杂交繁殖后,工厂化繁育养殖就开始了,并逐步演变为一种新发展趋势。60年代~70年代这一趋势主要向欧洲、北美和日本扩张,紧接着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于70年代兴起。而到80年代时三元杂交繁育体系又发展起来了,且以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国为代表。 我国的生猪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之时就以三元杂交繁育体系为主进行,先从东部地区大都市郊区兴起,而后向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及农村扩展,至今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之中。 但到目前,我国生猪产业的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与发达国家间仍有很大差距。 2 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及食物结构变化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健康、安全肉质方向发展。 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肉品由脂肪型向肉脂兼用型和由肉脂兼用型向瘦肉型的转变”,事实上,这一转变既是生猪产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食品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背景下出现的产品品质与产品形态的转变,也是国际生猪产业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追求健康、安全食品为代表的瘦肉型猪生产在我国的反映,同时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国内基因转移、胚胎移植以及DNA探针检测等科技含量高的生猪繁育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后出现的必然趋势。 3 对风险的控制和对食品安全及规模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扩张持续进行。 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由单一的毛猪生产向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企业的转变。实质上,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各国人心,在全球范围广泛推行食品安全准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生猪经营企业或肉类产品加工企业,以风险控制和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为基本目标,以“环境安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全过程安全管理为基本准则和经营理念,纷纷开始向后项产业和前项产业兼并收购,推动企业一体化规模扩张。 向后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生猪肉类产品原料生产及上游供给风险;向前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营销渠道及市场风险,使企业能够在更高层次和整体产业链经营中获得更大规模经济效益。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典型国家是美国。 我国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批纵向一体化生猪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兼并发展实现了从生猪屠宰、肉类加工、饲料生产到生猪繁育的产业化规模经营,可与美国最大同类企业相比,但全国整体水平还很低。 4 对环境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低廉及人口和降水少等生产条件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发生空间转移。 生猪产业污染排放量大,劳动力使用相对密集,人口众多的地方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因其污染重而往往遭到鄙视和非议,同时,干燥的环境相对潮湿的环境而言,更易控制养殖环境温度和湿度,生产经营成本更低。 正是基于这些特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位于美国伊阿华州、加利福尼亚洲、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辛州等的众多生猪生产企业,纷纷向北卡罗来那州、奥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及尤他州等条件更适宜的地区转移,其中,1980至2000年间,伊阿华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生猪生产分别下降了5.12%、2.96%和2.59%,而北卡罗来那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生猪生产则上升了12.22%和4.88%。 我国在整个90年代之前,各大都市郊区生猪产业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上海和北京率先将布局于郊区的生猪产业逐步向远郊县及周边省市转移。根据上海市“十五”养殖业发展专项规划,宝山区等五区一批大公司将向江苏、浙江、安徽、湖南、辽宁和云南等省区共转移畜禽场52家,其中猪场18家。 2003年上海生猪出栏410万头,与上年同比下降了8.9%,其中规模化猪场同比下降了10.53%。北京近年也开始将布局于近郊区的规模化养殖场向远郊县转移,未来将有众多养殖企业向河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转移。 5 生猪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工业化及城乡居民生活之间存在的资源之争。 在传统的分散养殖时期,我们几乎感受不到生猪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而生猪产业进入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后,场区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相关人士考察了解,一座基础母猪1000头、年出栏20000头的工厂化猪场,在场外隔离区、场内生产区与生活区、清洁区与污染区、生产区内繁殖区、保育区、育肥区、隔离区、仓储区以及人流、猪流、物流、废物流等严格按畜禽防疫及卫生标准设计时,至少需要120亩~150亩土地。如果将目前我国出栏的近6亿头生猪全部按这种标准生产设施建设,那么将需要24万~30万公顷建设用地,同时每座猪场选址要求周围至少1km~3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核心种猪场选址要求至少达到5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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