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牛重要传染病流行现状和防控建议

牛传染病防治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农业农村部为规范新兽药研发活动管理和提高新兽药产品的质量和创新性，推动实施《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简称“兽药GCP”）和《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兽药GLP”），对研究单位的临床试验资质进行了严格规定。由于牛为大型反刍动物，实验室需要较大的饲养面积，并应配备秸秆类粗饲料等供应条件，当前只有少数单位获批牛用新兽药研发的GCP/GLP资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牛用新兽药的整体研发速度。

此外，国家对部分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实施限制或禁止政策（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号）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牛病流行，如饲料中停止添加莫能菌素（又称“瘤胃素”）后，牛腹泻等发病率明显增加。

活牛贸易的挑战。牛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牛贸易的发展，“买全国、卖全国”的大范围运输导致牛传染病远距离传播的风险加大，现场检疫难以做到精准和全面，是牛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原因，其主要机制包括：运输应激和反复调运导致牛体抵抗力降低和病原微生物增殖传播，现有检测和鉴别诊断技术及其产品不能满足市场快速通关的需求，潜伏期、隐性感染和康复带毒牛难以临床甄别，可追溯体系不健全导致溯源困难等。

屠宰检疫和线上消费的挑战。定点屠宰、检疫和可追溯是牛传染病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但受整体饲养量小和规模化程度低等影响，我国尚未实施牛定点屠宰，私屠滥宰现象严重，给牛传染病传播带来隐患。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购、直销和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形式日益普及，范围可远至跨省跨国。线上直销符合人们对新鲜和低价农产品的需求，但却可能是市场检疫的盲区，增加了病原体的传播风险。

2、内部挑战

牛重要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底不清，缺药、少医是新时期牛病防控面临的内部挑战。

疾病流行病学家底不清楚。一方面，我国养牛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低，养殖模式差异大，重要病种多，流行范围广，病原体多亚型、多毒株共同存在，混合感染普遍，给牛传染病确诊带来不便，也严重影响了流行病学的调查统计。另一方面，相关各方对牛重要传染病的疫情透明化顾忌较多，如管理层面涉及问责、业主层面考虑政府补偿额度远低于市场价格等，也是我国重要牛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底不清的重要原因。此外，管理部门对牛病，尤其是新发病缺乏认知、防疫意识淡薄，不能第一时间向政府报告疑似疫情等，也是因素之一。

牛病防治技术和产品少。虽然针对牛常见疫病的流行特点的各种新型诊断方法、试剂盒和设备正在逐步研发、产业转化和应用，但长期以来投入少，底子薄，牛体试验成本大，试验要求高，过程慢，获新兽药注册的产品很少。我国在牛传染病诊断、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相当缺乏，远不能满足防控需要。此外，牛病检测、诊断、治疗和预防是专业性强、经验和时效性要求高的工作，需要职业兽医进行服务。但整体说来，我国兽医服务社会化尚不呈体系，水平较低，与牛病防治的行业需求差距较大。

三、我国牛传染病防控趋势和建议

政府层面，将进一步推动养牛重要病种如牛布病和结核病的净化、区域净化以及无疫小区和无疫区建设。新发布的《全国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治规划（2022-2030年）》，列出了24种主要畜间人畜共患病，其中布病、牛结核、炭疽、日本血吸虫病、包虫病、牛海绵状脑病等均是重要牛病。并且针对种畜场（站）和规模奶畜场，提出了2025年和2030年的净化或无疫的阶段目标。同时，“管大放小”趋势越来越明显，给予地方和养殖业主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体现养殖业主在兽医防疫中的主体责任，如：监测任务实施第三方检测机构委托服务，取消政府采招疫苗，改为企业或养殖场自行采购、先打后补；在扑杀补替上，鼓励保险、风险基金等社会资金参与。

此外，兽医服务社会化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其构成更加多样化，服务更加全面和系统，如一些第三方检测服务实验室已开始建立检测、诊断、用药、预防等“一站式”技术服务，兽药产品生产销售企业也在尝试产品销售和兽医服务“一体化”模式，以体温监测为核心技术的疾病预警技术进一步完善了这种“一体化”服务模式，养殖企业与第三方服务检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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