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国生物药品制造创始人——程绍迥

留学生里程绍迥学习最刻苦，每年的学习成绩总平均分数都在90分以上，有资质获得学校推荐，成为《费卡巴费，phi Kappa phi》名誉学会会员。他不放过任何可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除了完成规定的学科学业，假期就到农场劳动、见习。

程绍迥1930年一回国就投身教育。聘用他的单位很多。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畜牧系教授兼系主任（1930年9月）、东北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兼任教授（1930年10月）、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技正（1931年6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1931年12月）、中法（上海）大学药学专修科教授（1932年）、上海兽医专科学校教授（1932～1935年）、复旦大学兼任教授（1934～1936 年）等。其中第一个聘用他的是中央大学畜牧系。当时该系的主任是程老在清华学堂时期的同学，又一同赴美留学的同窗好友陈之长教授。陈教授1926年和程绍迥一起在美国爱沃华州立大学获兽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转到康乃尔大学兽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28年先于程绍迥回国。当程绍迥回国时，陈之长主动退位让贤，虚位以待，诚请他担当此任。程绍迥再三婉拒也阻挡不住陈之长的诚恳邀请。最后他只同意教书，说什么也不接受主任一职。

中央大学畜牧系是新成立的专业，程绍迥到校时有几个教师，但只有一个学生。抗战时期学校经费困难，教学环境窘困，“老师教，学生背”的教学模式与程绍迥的教授理念相距甚远。上班只几天就辞职，离开了中央大学畜牧系。

程绍迥在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遇到了知音，就是该局局长蔡无忌。蔡无忌，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的长子，留学法国阿尔福兽医大学，1926 年学成回国，1927年就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实业部上海商检局局长。他深感上海匮乏兽医，人才不足，因而设法与上海卫生局合作，1931年创立上海兽医专科学校，亲任校长兼教授。他诚邀程绍迥来校合作。结交在相识，相识须知心。心志相投情转深，知己之交世难寻。蔡无忌和程绍迥对开拓、发展中国畜牧兽医事业的见解一致，路径相似，合作事宜一拍即合。蔡无忌同意程绍迥的建议，成立商检局血清制造所，制造抗动物疫病的高免血清和灭活疫苗，并责成他和寿标二人负责设计、绘图、建设工作。血清所建成之后蔡局长聘任程绍迥为所长。开启了二人长期密切合作之路。

血清所缺乏兽医和技术人员，蔡无忌局长采纳程绍迥的建议办培训班，自己培养人才。学员由各省选送，谁送谁出经费。200多学员在兽医专科学校和血清所授课，学完仍回选送单位，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广西选送的学员最多，其中有覃之棣等两名铁娘子，程绍迥授意一定要收下她们，以冲破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桎梏，使她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兽医。造血清、制疫苗……，学员们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对照实物，理论联系实际，学得轻松，进步飞快。这种学习方法后来应用于消灭牛瘟工作，边学边干，为全国各省培养了一大批兽医骨干。

消灭上海地区牛瘟之后，聘请程绍迥指导防疫的省份越来越多。他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先是应湖南省、广西省政府的邀请，考查、指导防治牛瘟工作达数月之久。1937年初滇、川、黔交界暴发大面积牛瘟，死牛无数，尸骨遍野。贵州省既没有兽医防治人员，也没有防疫机构。贵州省政府紧急求助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指导防疫。中央农业实验所选派吴纪棠和程绍迥等人前去，与当地协作，举办防治牛瘟培训班，组建贵州省防治牛瘟督导团，程绍迥兼任团长。贵州疫情缓解后又受四川省政府委托，组建了四川省兽医防治所，并由他兼任首届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程绍迥先后担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司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农业工作组副组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科委畜牧专业组组员和抗菌素组组员。他还同我国畜牧兽医界其他老前辈共同创建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担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5、第6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第2届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学会荣誉理事。他是九三学社社员，历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常委委员，九三学社第7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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