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牧草产业发展现状与政策及建议

以苜蓿为例，美国的苜蓿育种工作从1897—1909年在欧亚大陆进行的苜蓿种质资源的收集和筛选开始，并根据当地苜蓿生产的实际需要，培育出了高产、优质、耐逆、抗病虫等品种。美国苜蓿育种也不是一蹴而就，同样经历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创新的过程。1920年美国苜蓿年用种量的49%依赖进口；且由于农民对品种特性不了解，经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例如，1925年美国中西部地区暴发苜蓿细菌萎蔫病，苜蓿种业受到打击。直到1940—1943年培育出抗细菌枯萎病品种Ranger和Buffalo，美国苜蓿种业才得以恢复。我国从1987年才开始审定牧草新品种，正经历着与美国早期苜蓿种业类似的状况。

目前，我国苜蓿用种量的80%以上依赖进口，但由于与国外的气候及土壤条件不同，有些国外品种可能水土不服，具有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风险。特别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限制了我国苜蓿生产。因此，亟待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不同地域生产条件的高产优质牧草新品种。

2、我国牧草育种科技现状及技术瓶颈

2.1 我国牧草种业与育种科技现状

我国牧草种子生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与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目前，全球种业排行前20的跨国种企中有2家主要从事牧草、草坪业务，其具有强大的全球供应链和市场覆盖，2018年销售额分别达到6.78亿美元和3.04亿美元。而我国只有“蒙草生态”一家上市公司以草为主要业务，其致力于种质资源库建设、核心品种选育、规模化扩繁和市场推广；但与2家跨国草业种企相比发展还非常滞后，主要问题包括：生产方式原始、地域性生产基地缺乏、种子生产技术落后、牧草品种紧缺，以及牧草种子繁育体系不健全等。

我国牧草育种仍停留在较低发展水平，未得到现代生物科技的惠泽。牧草的基本生物学规律研究是支撑现代牧草育种科技基础，而我国牧草育种及其相关基础科学研究仍很薄弱。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2.1.1 我国牧草基础研究起步晚、规模小、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2.1.2 相关学科基础积淀不足，主要热点方向的研究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2.1.3 我国牧草复杂生物学性状分子遗传机制不清，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

2.2 牧草生物学特性与育种瓶颈问题

牧草生物学特性是制约育种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牧草通常具有异花授粉、多倍体遗传、杂合体等生物学特性，很难挖掘优异性状关联分子标记，从而限制了牧草分子育种，并导致绝大多数牧草品种是通过常规育种手段培育出的。以“牧草之王”紫花苜蓿（豆科）和“禾草之王”羊草（禾本科）为例，其多倍体遗传、严重的近交衰退、异花授粉、自交不亲和等特性，以及品种内个体间具有较大的遗传变异和表型差异等特点，均严重限制了其功能基因组研究和育种的发展。

2.2.1 由于紫花苜蓿和羊草是多倍体，利用突变体挖掘重要农艺性状调控基因非常困难。即使获得具有极端表型的突变体，由于其异花授粉、自交不亲和等特性，很难定位突变基因。

2.2.2 在水稻等农作物中经常采用2个极端表型的个体构建重组自交系，并分析数量性状位点。但紫花苜蓿和羊草无法构建重组自交系，挖掘数量性状位点难度极大。

2.2.3 即使精细定位到了数量性状位点，要想把优异等位变异导入到底盘品种具有非常大的难度。因为紫花苜蓿和羊草具有严重的近交衰退特性，需要同时选择多个含有优异等位变异的个体与底盘品种进行回交，并在后代群体中轮回选择含有优异等位变异个体，从而增加群体中含有优异等位变异个体出现的频率，工作量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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