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

刘氏四兄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络绎不绝地来参观、考察的官员们，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和公司，不再好说话。甚至，还有领导要求税务部门查希望饲料厂的账。

作为曾经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的“惊弓之鸟”，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跑去找地方领导，说要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愿意雇用他们当厂长，避免工厂业务停滞。领导安慰说，政府不会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但同时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态一些没错。

那段时间，心情压抑和忐忑之下，陈育新大病一场，其他几兄弟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刘永好跑去美国考察市场，几个月都没回来。

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势才逐渐明朗。新华社趁希望饲料在四川市场超过正大的时机，写了一篇名为《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这可以看作是相当级别的部门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书，让四兄弟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立马减轻。

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随着中央的定调，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烟消云散。四兄弟终于完全放下心来，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

不过，就在1992年前后，希望公司的四位创始人，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

此时，希望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刘永言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陈育新想开拓房地产；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一门心思想把饲料业务做得更大。

于是，四兄弟把这些年赚的钱一算，也不管谁的贡献大、功劳多，直接均分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

这次分家，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是兄弟创业分家的一次完美典范。

随后，刘永言和陈育新开始埋头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低调地避开社会目光，从此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隐形富豪。

而刘永行和刘永好，则从新津搬到成都，开始了全国扩张之路。

随着邓公讲话解除了民营企业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刘永行和刘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刘永行提出：“我们要把希望的种子洒遍祖国大江南北”。

为了拓展全国市场，显然“新津县希望饲料厂”这个名字就不大合适了，刘永好提议，干脆组建一个集团公司。

申请注册的时候，集团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团”，这种没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里和国家工商总局都得到批准了，于是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集团建立后，四兄弟职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领导：刘永言担任董事局主席，刘永行出任董事长，陈育新当总经理，刘永好是总裁。不过，集团的实际事务，主要还是由刘永行和刘永好在运作。而对外代表集团的，由原来的陈育新，变为了刘永好。各种全国性的表彰，政治上的待遇，抛头露面的机会，基本上都给了刘永好。

在刘永行和刘永好的主持下，希望开始了狂飙式的扩张。而正好，当时中国有两个背景，让希望公司搭上了东风。

第一个背景，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以无比的热情和极大的优惠，到处招揽企业。希望公司作为一家涉农的优质企业，尤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

第二个背景，是90年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重天”，一方面，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国企、乡镇企业纷纷陷入困难，甚至破产。如何拯救这些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头疼不已的重点大事。

随着希望集团生意越来越红火，在全国名气越来越大，从92年开始，登门拜访刘氏兄弟，邀请他们去建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官员们络绎不绝。有些地方官甚至会打听刘氏兄弟的行程，到机场去“截胡”。

这期间有一个经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说刘永行和刘永好，用一周的时间，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个省，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这个速度创造了当时的历史。

在地方的争抢下，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好的优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给与税收减免，希望集团出一部分资金，同时也以技术和品牌占股。再加上刘式精细管理和团队超强战斗力，希望集团的建厂成本，比其他企业要低得多。一个同样的厂，外企需要投入5000万，国企需要投入2000万，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万就能建成。

不过，公允地讲，在希望集团收购地方工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团虽然各有获益，但原来的国企职工，却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希望收购后，除了少部分职工可以通过公开招聘变成希望集团的员工外，其他大部分职工，都是无情淘汰。

当然，这也不仅是希望集团一家存在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国企改制大潮中，作为收购方的民营企业，往往是拿到了最优质的资产，却毫不客气地把很多原来的职工当做包袱甩掉，创造了无数“下岗职工”。今天的我们回顾90年代的那段历史，不能忘却这场饕餮盛宴中，被牺牲掉的千千万万国企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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