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刘永好开始展现天才般的营销才能，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就铺满了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又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四兄弟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

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吆喝，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

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但鹌鹑的饲养成本却更低，成熟周期也更短，也就意味着经济效益更高。

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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