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马政和马匹育种改良奠基人——崔步青

崔步青，又名亦平，河北省滦县西区大齐庄人。生于1901年3月17日。1918年毕为于河北省滦县第四中学，考入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正科第八期（解放军兽医大学前身），1922毕业后留校任助理员（即今助教）。1927年应聘到张学良部东北讲武堂任养马学教官。1928年被选拔派往日本留学，到日本东京陆军兽医学校攻读养马学研究生。1930年回国后，被派往东北洮安军牧场，开始他的马种改良工作。1937年春，赴伊拉克考察马政及选购良种马匹。1940年任国民党清镇种马牧场少将场长兼牧马实习班主任。1945年9月，调任陆军兽医学校任少将教官（教授）。1946年3月任马政司兽医监专员，9月任国民党联勤总部马政司副司长。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他就地起义。1950年秋，任农业部参事、总工程师兼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1955年任察北牧场总技师兼副场长；1957年4月任农垦部国营牧场管理局畜牧总技师；1957年12月调任农垦部畜牧兽医大学（后改为吉林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兼畜牧系主任。期间，他先后担任吉林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吉林省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吉林省及长春市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马匹育种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1月7日不幸逝世，终年68岁。

司牧安骥，矢志传承马医血脉

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几千年里，马是最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是开疆拓土的战力保障，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影响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超过马。直至今日，军马仍是我军有生命的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在边防部队尤为重要。机动性强、受气候、地形环境限制小。无论是在白天黑夜还是在高原山地，都是骑乘、驮运的动力，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军马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古书中记载最早的兽医－－黄帝时代的马师皇，当时最著名的兽医，即起始于医治马病。春秋战国时，秦国的伯乐撰写《伯乐针经》，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兽医针灸专著，也是以马的外形来鉴别马的优劣，以马为母本来研究针灸技术。

1904年12月1日，北洋马医学堂在河北保定成立，这标志着西方马医正式传入我国，这也是我国现代兽医教育的起源。以马医为起点与核心的中国传统兽医和中医一样，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崔步青的哥哥崔步瀛（我国著名兽医学家），1911年即毕业于北洋马医学堂（后更名为北洋陆军兽医学校）。受其影响，崔步青1918年高中毕业即考入其兄母校－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正科。

崔步青毕业留校后，即专注于马的研究。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功勋卓著。他认为：这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马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马医学的传承。因此，他是我国现代马政事业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以振兴华夏养马事业为己任，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在学校学习外，还经常专程去日本著名马场、农牧场和畜牧研究所实习和考察。当时中国在日本专门研究马政者仅他一人。回国前夕，他向东北军统帅部上书《举办近代养马场的意见》，阐述科学养马强兵的重要意义。1930年末，学成返回祖国，被派往东北洮安军牧场，从此开始了他的养马事业。

军马民用，开创我国马政新元年

崔步青从事马政伊始，即着眼于全中国马政事业的发展，而不局限于一场一地。由抗战初始至抗日胜利，他不但保存了良种阿拉伯马，还将所繁殖的良种马调拨一部分给其他马场，并以阿蒙一代或阿澳半血种马与当地西南马杂交，对民用西南马进行改良。1932年春于南京近效句容县小九华山筹建句谷种马场。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南京告急，他率句容军马场西迁湖南，再迁贵州清政县辟地新建马场。1932年至1945年间，他先后于安顺、兴义、贵定等县建立了我国首批民马配种所10处，实行免费配种，深受当地农民欢迎，开创了我国军马民用的先河。

同时，他还利用种马场的技术优势，举办养马技术培训班，为地方和其他军牧场培养大批养马科技人才。种马场作为母校－－陆军兽医学校的教学和生产实习基地，他亲自为学生讲授马政建设、相马、马匹育种改良等。作为马匹专家，他协助筹建全国各大牧场，抽调技术骨干和种马支援建立其他新场。如云南嵩明种马牧场、甘肃岷县种马牧场等。为此，他先后建立了黔、滇、青、康等养马生产机构８个、配种机构26个，马匹数扩至２万。从此，中国马政建设从无到有，初具规模。

抗战胜利后，我国科技名流云集重庆，共商国事，他亦奉召入渝，拟订马政建设大计。当时美国顾问建议中国撤消马政机构，走美国发展机械化的道路。他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当时国力单薄、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山地、高原、平川、溪流等诸多因素，部队和民间均难以立即实行机械化。撤消马政机构，于军于民均为不利。为此，他特向国防部建议，马政建设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迅速加强，并请赴美考察马政，以洞察其究竟。国防部让他组成３人小组，于1946年赴美考察养马业与兽医教育。

在美国，他走访了各大州的牧场和农（牧）业大学一年有余，发现美国国情与我不同。美国由于机械化代替了马骡，造成马匹生产过剩，故反对我国兴办马政事业，以便向我倾销其过剩马匹。这更增强了他坚持发展马政建设的信心。考察结束后，他在美国选购了摩根马29匹、夸特速步马16匹、英纯血种幼驹3匹，充实到我国良马基因库，改善我国马的品质。这是他对我国马政建设的又一重大贡献。

为促进我国现代养马业的发展，吸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交流民间养马科技，他先后参加“美国马骡协会”、“美国军马补充协会”、“美国阿拉伯种马俱乐部”、“美国摩根种马俱乐部”等民间学术团体，并应邀作学术演讲，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这是我国养马科技工作者与国外同行学者专家和学术团体直接联系交流的开端。

回国后，他除了向国防部联勤总部上报《赴美考察养马业报告》，重申中国兴办马政事业理由外，还撰写了《美国的养马业与马政建设》调查研究报告。受到国防部的高度重视，以使我国马政建设机构和人员得以保留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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