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全球疫情风险威胁持续加大。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人员交流和动物产品流动频繁，疫病跨境传播风险加大。我国陆地边境线 22 000 多公里，跨境放牧和边民互市频繁，且周边国家防控能力较差，加上大批动物及动物产品走私入境，及气候变暖 / 虫媒病病原分布变化等因素，加大了外来动物疫病传入我国的风险。
就国际情况来看，禽流感全球疫情形势异常严峻，2015年全球共有 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生了H5、H7 型禽流感 ；口蹄疫在亚非地区依然严重，2015年亚非地区共有近 10个国家或地区报告发生口蹄疫疫情或分离到病毒 ；小反刍兽疫亚非地区呈地方流行，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小反刍兽疫疫情常年呈地方性暴发 ；非洲猪瘟在东欧地区快速扩散，2015年以来，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陆续发生疫情。
4. 传统养殖和流通方式依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养殖的规模化程度不高，活禽长途调运带来动物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
5.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压力大。化学性风险（兽药残留、农药残留、环境污染物、非法添加物等）和生物性风险（细菌、病毒、寄生虫等）严重影响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从养殖到屠宰链条长、环节多。人畜共患病、药物残留等风险因素多，难防范、难管理。
6. 兽药产业小、散、乱、差情况依然存在。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使产能利用率低 ；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同质化严重，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定位不明确，产品多为跟风仿制，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缺乏核心竞争力 ；三是创新能力不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作用不明显，产学研对接不紧密，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脱节 ；四是源头质量控制存在瓶颈，生物制品原材料质量不高，免疫佐剂质量总体较差；五是生产工艺相对落后 ；六是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假冒伪劣现象、生产经营使用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兽医管理机构不全、力量不足，执法手段问题亟需解决。
7. 屠宰行业监管形势极其复杂。（1）行业转型升级难度大。“多、散、小、乱、差”并存，规模以上屠宰企业仅占 20%，产能严重过剩，多数屠宰企业实际屠宰量不到设计能力的 1/3 （2）企业主体责任难落实。收费代宰现象普遍，全国屠宰企业代宰比例高达 75%。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注水、注入瘦肉精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8. 组织严密的兽医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形成。（1）兽医管理体制仍需完善，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监督执法、技术支持等不同类型机构之间协调配合问题、内外检的职责边界与协调配合问题、工作条件能力与职责定位不匹配问题、基层监管和服务能力不足问题、兽医工作责任体系不完善问题 （2）法律体系仍需健全。兽医人员管理方面还存在法律空白，法律法规衔接或存在空白，或要求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
9. 兽医部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协同关系仍需加强。需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形成“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协同效应。另外，需建立养殖、屠宰链条中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有效对应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四、有方向
兽医工作新定位是保障“四大安全”，包括:
（1）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粮食安全）。据 FAO 和 OIE测算，全球已知陆生动物疫病超过 300 种，动物疫病每年给畜牧业造成的直接损失介于 20% ～ 30%。如果动物死亡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等于增加了 434 万吨肉蛋奶等动物蛋白供给。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超过 90 亿，动物产品需求量将增加 50%。在我国，水土、环境、资源对农牧业生产的约束性不断增强，做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对于降低资源消耗，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有效供给具有特殊意义。猪、禽死亡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150 亿元。
（2）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讲，动物疫病防控是人类疫病防控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基础。统计表明，在 1460 多种人类传染病病原体中，60% 来源于动物。历史上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损失的传染病中，80% 为人畜共患病。目前全球每年仍有1700 万人死于传染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畜共患病。近 10 年全球新发病传染病中，75% 源于动物，SARS、尼帕病等均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3）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影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以药物残留为主的化学性风险，二是以致病微生物为主的生物性风险。
（4）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把兽医卫生和环境保健、生态文明联系在一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不当影响生态环境安全 ；二是兽医药品使用不当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 ；三是野生动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防止动物疫病引起野生易感动物发病、死亡，保持动物数量平衡，促进人、动物与自然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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