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2000年：该时间段内特别是1991-1994年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都变现为季节性的小幅变动，整体上维持稳定水平，生猪价格也较为稳定，这主要由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生猪价格较为显著的趋势性变动表现在以下三段：1995年1月-1996年7月，由于母猪存栏量整体下滑，复合增速为-3.05%，降幅达到16.94%，生猪价格应声而上，由39.70美分/磅上升到62美分左右；此后在高位短暂维持后，从 97年四月到99年4月，母猪存栏逐渐增加，幅度为15.62%，价格开始回落。
2001-2012年：进入21世纪，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合同生产方式下的母猪存栏量在长期内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变异系数仅为0.03。该时段生猪价格变动除了受供给端产能变动影响外更多的受需求端牵制，如季节性旺盛需求、出口量变动及疫情状况。例如2008年上半年行情下跌主要是因为受国内经济危机影响，居民的猪肉需求下降。较为显著的价格趋势性上涨是在09年下半年至2011年，该阶段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10.47%，复合增速为-1.38%。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消费复苏及国外出口市场恢复，生猪价格持续反弹。但在该区间由于2009下半年亚洲爆发H1N1疫情，导致美猪肉出口量锐减，国内供给过剩加重，市场行情短暂向下，由于产能一直处于淘汰状态，并未改变价格向上走势。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变革的确起到了抑制产能波动的作用。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周期内的产能复合增速由两位数降到5%以下，波动幅度也由最初的30%以上下降为10%左右，多数情况下更低，在3%左右。
生猪养殖规模化之殇--日益拉大的价格剪刀差
在合约生产方式下，生猪的交易价格按照合同价格进行交割，合同价格依据现货市场价格调整。这种模式导致养殖场处于区域性的封闭市场，无法掌控公开市场价格行情，而大型屠宰加工企业等买方力量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随着买方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大型养殖场不得不与特定买方力量绑定，导致买方垄断的形成。买方垄断极大地损害了养殖场利益：1、合约双方权利不对等。由于农户数量远远多于买方，某一地理区域的买方甚至是唯一的，导致大多数生产合约都是单边合约，养殖场只得接受很低的收购价格。2、合约极大地妨碍了市场透明度。由于合约条款的保密性，农户无法获知其他合约信息，但屠宰加工企业却了如指掌。3、合约执行困难。农户不敢轻易违背合同，因为很难找到下家，但采购方占据优势地位，可能不会严格执行合同。4、合同生产成为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新进入者无法取得贷款，而生猪养殖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权利不平等的买卖关系下，生猪真实出场价整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养殖户利润空间被挤压。而另一方面，生猪价格的波动性不断减小，市场行情更为稳定。
生猪养殖规模化带来养殖模式的转变，封闭市场的合同生产交易方式更多地取代了公开市场交易。从1994年到2009年，公开市场交易量由60%以上下降到不足10%。生猪的出场价与猪肉零售价之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近年来逐渐趋于平稳，这一方面表明相对于终端市场，生猪养殖领域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规模化的确对价格的波动起到了抑制作用。
同时，生猪养殖行业的整合导致产业链两端的价差不断拉大。终端零售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生猪出场价,这也是因为下游买方垄断的存在。过于集中的零售商在猪肉采购上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屠宰加工企业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转而降成本转移到源头养殖场，不断压低收购价格。而这种权利的获得是由于规模化养殖模式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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