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影响到国家的食物安全。有材料指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和致癌污染物污染的耕地，大约占耕地总数的1／5，即三亿多亩，尤以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为甚。江苏农林厅专家周荣荣指出：苏南地区几乎有一半耕地超量施用氮磷肥，重金属及有机残留化合物污染严重。太湖地区的调查表明，水稻土壤安全状态约50%，预警状态约33％，轻污染状态17％，主要是重金属污染。身在鱼米之乡苏南地区的一些居民，也不得不吃外地输入的大米。土壤专家指出，江苏公路沿途土壤受污染率达80～90％，一些污染严重地段，发现了近百种的有害物质，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作用。中国科学院南土所赵其国院士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年来，上海土壤中汞和镉的含量增加了50％，江苏化肥施用量是国家标准的两倍多，浙江南部一些地区土壤中铜、铅等重金属全部超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检测率达100％。土壤污染的直接结果是农产品质量急剧下滑。全国有3亿多亩耕地被重金属和有机致癌物质污染，人们当然要为我国的食品和粮食安全担忧，它关系到全民族的健康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应该认真研究解决了。
第四，超采地下水的可怕后果。有资料指出，我国超采地下水并已形成地下漏斗区的面积多达19万平方公里，29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存在，主要分布在黄、淮、海流域，占总超采面积的70％以上。超采的结果是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枯竭，还诱发地面下沉和塌陷、海水入浸和荒漠化，我国已有50多座城市发生地面下沉问题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灾害。还有一个严重现象未被重视，这就是由于城市污水大量流入附近农村加上河流污染，随着地下水超采，污水也跟着下渗，因此，清洁的地下水枯竭以后，这类地区又面临一个浅层地下水受污染而不能利用的问题。那时，这类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的饮用水和生产用水如何解决呢？除了沿海城市和附近农村能用海水淡化办法解决外，其他城市和农村恐怕只能利用天然雨水了，但这一套集水设施如建设清洁水库、塘坝及运输管道等，工程量是巨大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国家和人民均不堪重负，却又非承担不可。这也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发的严重恶果。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因而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统筹安排、协调解决。由于难度很大，领导部门不下大决心，不采取有力措施，是不能解决的。又由于涉及面太大，受到影响的群众众多，历时已相当长，再不能久拖不决了，绝不能等到酿成群体事件之后再被动解决。我以为应充分相信群众，并和群众一道认真地协调解决，愈早愈好，愈主动愈好。
三、人们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近来，人们从不同侧面思考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旧模式已走到尽头的论点和必须改变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论点，都明确提出来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应与前面讲的许多生态方面的严峻现实，结合起来认真思考。这里举出三个实例供参考：
第一，《半月谈》杂志今年第16期刊登一篇经济综述，从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五个反差，得出一个严肃的论断，“旧的发展模式已到尽头”。五个反差是：(1)宏观经济形势好与部分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形成反差；(2)出口大幅增长与外资实际到位下降形成反差；(3)生活资料价格增幅下降与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上涨形成反差；(4)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好与股票价格下跌形成反差；(5)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因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经济利益矛盾增多形成反差。专家们认为这五个反差昭示我们，旧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尽头，应该深思这个变化，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可见，所谓旧的发展模式就是现行的发展模式。这是经济研究人员从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论点，当然值得重视。
第二，《学习时报》8月29日刊登了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文章，他除对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外，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恐怕到不了人均3000美元，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历史可能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达到人均8000美元时，再回过头来搞污染治理。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有些人却正在做着这样的美梦，先污染环境以发展经济，等到人均达到8000～10000美元时，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与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现实极不符合。当资源的承受能力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超过极限，无法维持社会经济的盲目发展，整个经济就会崩溃，那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痛的。作为共和国的一名部长，能这样坦率直言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而也是十分可贵的。在我国正需要树立这种直言的风气。
其实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压力，首先就是广大群众承受的压力，当他们长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吃不到安全食物时，谁能忍受呢？能不抗争吗？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浙江当前的生态群体事件不过是轻微的前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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