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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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猪供给不足，规模以上企业屠宰量大幅减少 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生猪和能繁母猪产能快速下降。据农业农村部4000个监测点信息显示，2018年10月份-2019年12月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同比持续下降，2019年9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38.9%，10月份生猪存栏同比下降41.4%，均创有数据以来历史同比最大降幅。一般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影响10个月后的生猪供给，同时由于猪肉进口量占我国猪肉总产量比重较小，生猪供给主要依靠当期的生猪供给量和库存量，因此后期生猪供给偏紧局面将持续存在，猪肉稳产保供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政府网发布数据显示，2016-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连续增加，且增幅逐年扩大。2018年达到2.43亿头，同比增长9.46%。2019年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为1.91亿头，同比下降21.40%。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某省一家大型屠宰企业由于“缺猪”2019年实际产能同比下降80%，虽然每头生猪利润高出50%左右，但企业仍是入不敷出。 2.3 部分省份屠宰企业数量多，各地区间差异较大 从目前的5005家生猪屠宰企业分布看，企业数量最多的五个省份为四川（984家）、广东（424家）、辽宁（334家），湖北（312家）、山东（292家），合计2346家，接近全国企业总数的一半。此外，安徽、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辽宁、山东、四川、云南和重庆15个省（区、市）的82个县区生猪屠宰企业数量超过10个，且多为小型屠宰场点。从调研情况看，这些地区多数屠宰企业生产条件较差，管理落后，产能过剩，不利于行业提档升级。 我国生猪养殖以中小养殖户和散养户居多，同时居民有喜食热鲜肉的消费习惯，这给代宰经营模式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多家年设计屠宰量在百万头以上的企业仍开展代宰业务，这种情况在南方地区尤为多见。代宰经营过程中，代宰户和屠宰企业间缺乏有效的肉品质量安全责任约束，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同时由于管理落后，代宰经营场所甚至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场所。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5005家生猪屠宰企业中，小型屠宰场点数量占比56.0%，但其2018年屠宰量仅占7%，企业数量和产能呈现大幅倒挂现象，屠宰行业仍处于分散竞争阶段。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小型屠宰场点每周仅开工1次或2次，每次3～4 h，产能严重过剩。此外，小型屠宰场点生产线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高，甚至存在一把刀一口锅的手工屠宰模式。以广东省为例，90.0%的屠宰企业为乡镇屠宰点，70.0%为小型屠宰场点，手工屠宰企业占比23.8%。 自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产能快速下降，预计2019年全年出栏量下降19.6%。部分生猪屠宰企业因“无猪可宰”被迫停产，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此外，我国猪肉进口量持续增加，而且进口猪肉价格低廉，对国内屠宰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猪肉进口量从2008年的37.33万t增至2016年的162万t，2017年和2018年呈现高位并保持平稳。2009年至今，按当年汇率折算的进口猪肉到岸价与规模以上企业白条肉出厂价价差均在6元以上，其中2011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11.77元和11.37元。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猪肉进口量为132.57万t，增幅同比超过40%，全年猪肉进口量预期创近年来新高。此外，人工、防疫、环保和检测费用上涨，屠宰行业进入高成本时期。与此同时，猪肉价格高企和非洲猪瘟疫情对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以及国家储备肉大量投入市场对价格的平抑作用均对屠宰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屠宰行业盈利水平逐渐下降，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中小型企业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肉品质与人民身体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人口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等，我国肉类需求呈现刚性增长。然而，屠宰行业的监管力量却并未得到加强，尤其是2018年进行机构改革后，很多屠宰监管执法改制为农业综合执法，人员和经费不足、监管执法队伍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日益突出，给屠宰环节监督执法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很多市县还存在大量的差额或自收自支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经费难以保障，严重影响屠宰监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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