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那些蝙蝠“背锅侠”

小朋友们跟蝙蝠过不去，原因很简单，也很容易说清楚。但是，作为科学家的石正丽团队，也长期揪住蝙蝠不放，这就很有点令人费解了，奇葩的是，她没有找到SARS爆发点广州附近蝙蝠的毛病，竟然不依不饶地追踪到云南还终于抓到了问题，这个是不是有点“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察其瘢痕”的味道。更为奇葩的是，石正丽剑走偏锋的刁钻研究，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其英文论文还能够得到优先发表机会。

人们愿意相信科学高于常识和经验，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常识和经验的科学呢?如果，科学发现与海量的经验观察数据和经验相互反对，那这样的科学还有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呢?正是出于对常识的相信和执着，本次疫情期间，石正丽的研究方向及其推荐的结论遭人广泛质疑，石正丽本人先是“拿性命担保”，然后又含着十万分的委屈表示“对外行”解释不清楚，似乎在石正丽看来，科学与常识和大数据经验是不可能沟通的。由此，群众也完全不能够相信，幸运的是，石正丽表示还愿意相信党——愿意接受和配合中央监察组的调查。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央监察组是否把石正丽团队的研究课题作为调查对象。

此外，人们也常常认识到：哪怕是几何公理也会有人反对，那往往是利害关系扭曲的结果。那么，反对常识和经验观察结果的“蝙蝠背锅侠”又是如何“被需要”与炼成的呢？

自SARS爆发以来，由于此病呈现出迥异于常规传染病的流行特点，结合冠状病毒的基因异变状况，从学界到民间，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此病毒为实验室完成的人造病毒，而疫情爆发后各种不同于常规流行病特点的现象都可以从“人为投毒”得到完美解释，这可以称之为“人为起源说”；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病毒是在自然界中间自然生成的，这可以称为“自然起源说”。在后一个努力方向上，致力于寻找各种病毒的自然起源就成为关键路径，先有果子狸现在是蝙蝠，陆续成为背锅侠，去支持“自然起源说”以反驳“人为起源说”。

应该说，就流行病学常识和大数据经验而论，从自然界追溯病毒起源，此等课题立项缺乏起码的学理依据，但具有介入并干预政治论争的价值。

在“自然起源说”和“人为起源说”两相对照的争论视野中间，由于SARS和新冠病毒都是在华人区大规模爆发的，人为起源说就会自动地指向敌视中国的美国——其拥有的基因技术优势及其武器化应用两方面都遭遇到质疑。面对这样的质疑，美国相关方面既没有进行自我辩护，也没有发布提升人们信任度的保证和承诺。

正是因为如此，相关的科学研究，无论研究人员是否怀有自觉，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相互对照的解释框架内产生社会影响的，研究课题的立项，是政治性高于科学性而得到“被选择”机会的。对照研究人员的选择和投入方向，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投入自然起源说路径的研究反常地多，文章发表也相对容易，相应的社会影响也大；反过来，与冠状病毒武器化相关的研究，例如病毒感染的人种间差异，其投入就非常少，成果发表也少，社会影响更是微弱。

有鉴于此，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结论是：为美国洗地的研究多，英文论文易于发表，社会影响也大；另外一个方向上的研究和宣传效果均差。此种对照也有力地说明，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其科研投入和成果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个选择性是与现实世界格局中间的力量对比紧密相关的。较为反常的倒是，这个全球格局的力量对比现实，很精确地被复制到了中国的相关研究领域中间来了，似乎：在中国国内的研究资源分配上，也极为精确地体现了美国影响力的强势。

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的“科学家”们第一时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英文论文，而不是把研究发现优先用于指导抗疫实践，一些洋人都看不下去了，这种现象大大滴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教育与科研体系以及相关评价体系的理解。

前几年有人论定过北大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本次疫情也相应地检验出学界的“精致利己主义人生观”的存量状况——研究和发现不是服务于社会需要而是优先服务于论文发表需要。把发表论文作为优先努力方向，这个很容易理解，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获得顶级期刊发表机会的多少，不仅事关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还涉及到各种眼前的现实利益——诸如职称评定、经费与课题申请等等，眼前利益的日积月累，就会因此决定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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