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在俄罗斯的流行与研究现状

ASF传入俄罗斯后，FGBI“ARRIAH”等国家研究机构即利用国家监测数据对影响ASF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SF疫情数量与该地区家猪的养殖密度和主干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数量呈正相关，ASF暴发风险主要与农村人口密度和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FGBI “ARRIAH”与英国皇家兽医学院和VNIIVViM的合作研究显示ASF暴发风险只与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ASF暴发数量与该地区中等和高的人群密度相关；而ASF暴发风险和数量与高生物安全猪舍、森林覆盖率、道路网密度和距离诊断实验室的距离均无关联。FGBI “ARRIAH”还联合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对俄罗斯ASFV分离株进行感染试验中采集的样品和俄罗斯境内采集的野外样品进行了抗体检测。结果表明，从所有试验感染ASFV的猪只采集的样品都检出了抗体，而少数(3.7%)的野外样品为抗体阳性。这些结果证实，在ASF疫区可能会有猪只幸存。这一点需在设计有效控制和扑灭措施时予以考虑。

四、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的主要原因

由于格鲁吉亚初始诊断失误、防控措施乏力以及易感野猪沿河流迁徙等因素，使得2007年的格鲁吉亚疫情很快传播到邻近国家。由于猪肉制品的非法移动，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等原因，使得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例如：2011年2月份Nizhegorod地区一军事基地周边地区发生ASF疫情，这与发生在圣彼得堡的情况非常相似，这说明从高加索地区返回的士兵或军事车辆携带了染毒猪肉制品，并将其残羹喂猪导致疫情暴发的情况并非特例。2012年，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108名督查人员开展了猪场生物安全的督导工作，结果发现有25个猪场未达到兽医管理规定，其中大多数是在生物安全环节出现纰漏。随后，由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部门牵头召开的视频会议指出，导致ASF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扩散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农场未遵守生物安全系统的要求。

农场主的不配合(如隐瞒疫情及处置情况)也加速了疫病在家猪及野猪群体内扩散。如2008年ASF首次进入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该地区的首发农场曾试图隐藏疫情，结果导致疫病在整个地区出现。2010年夏季，俄罗斯兽医机构Rosselkhoznador发现在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次ASF疫情中，农场主非法倾倒染毒死猪，这使得当时控制ASF疫情的效率很低。有调查显示，发生ASF疑似病例后，农场主不及时上报的原因是认为上报后他们在当地的名声会受到影响，且自认可以在不需要官方兽医参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以及认为实验室诊断太过漫长。

2004年俄罗斯在没有征求兽医领域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对兽医体制进行了行政改革，将兽医服务机构划分为地区和联邦2个层次。这使得这些兽医服务机构都按照地区和联邦各自独立运行。这种模式虽然减轻了俄罗斯政府的负担但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无法大范围有效控制疫情，为ASF的快速扩散埋下伏笔。例如，有报道称，2009年4月ASF传入罗斯托夫州后疫情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塔夫罗波尔地区同俄罗斯联邦相关部门的合作较少。相反，1977年苏联敖德萨地区暴发ASF时，传播速度也很快，但疫情很快根除，其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此外,俄罗斯立法草案研究室的专家指出，现有的联邦修正案仍没有明确防控ASF的主体责任机构，而相关涉权机构却多达10个以上，这也为防控ASF带来困难。

2007年ASF刚进入俄罗斯时，兽医相关部门将控制该病的主要精力放到疫点剔除和染疫动物的捕杀清群中，但忽略了疑似疫情早期上报的重要性，这导致ASF疫情在被兽医主管部门获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俄罗斯在暴发ASF疫情后也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和联动机制，如为增加养殖者责任归属，俄罗斯政府曾决定对行政官员和某些由于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事与愿违，养殖者并没有积极上报疫情，反而更加隐瞒疫情。很多农场主在发现大量猪只死亡时，因害怕刑事惩罚而选择紧急屠宰所有的猪并掩埋在附近的森林中。尽管兽医相关部门一直严厉追查私自掩埋事件的发生，但据推测俄罗斯境内仍可能存在数以千计的掩埋地。因为ASFV的存活力较强，这些掩埋地充当了ASFV感染野猪的“温床”，导致了疫情一直无法有效根除。同时,俄罗斯地方兽医机构低效率的执行力度也增加了根除难度，如俄罗斯农业食品巨头Miratorg公司CEO曾讽刺道：“俄罗斯地方兽医主管做的唯一专业的事情就是为抵御ASF筹集资金，而真正的生物安全却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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