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谓漫话即展示我对猪口蹄疫的一些主要经历供大家参考，另应注意当年被视之有效的方法，有的现时不能用了。此帖全凭记忆写成，不当之处难免，万望不吝赐教。
1.猪A型口蹄疫的端倪。
A型口蹄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有所闻，当时某年上海只在牛群中传布，未涉猪发病。A型在牛（奶牛）全群感染快，结束也快，尽管基本没有扑杀染病牛，翌年未见发病。直到2009年再有A型发生。
猪群A型染病始见于2013.年，先见发生于分娩母猪和哺乳猪，仔猪近乎100%死亡。不到两年该病又根植到其他类群，当前如对受A型威胁的地区和猪场不用A型苗免疫，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后果。
2.猪口蹄疫O型为主要流行毒株。
七十年代流行的猪O型口蹄疫只猪发病，基本不感染牛，即便有的牛群个別染病，但不会传染全群，因此以程绍钧副院长（中国农科院）等一批专家（包括上海张永昌）。认为与当年推广O型弱毒免疫牛群有关，在许多农村可见到，牛沒打苗前猪没事，牛打苗后猪能见到发病。由于反对呼声高涨，有关部门决定停用活苗，启用死苗。后来有专家通过基因测序的手段证明当时的牛弱毒与流行的猪毒同源性99%以上，似乎佐证了七十年代反对用活苗的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国际上把此流行毒命名为O型中国株。
3.猪体高免血清有过积极作用。
七十年代口蹄疫灭活苗由鼠源向细胞系基质繁殖病毒过渡，但仍滿足不了需求，时有疫病发生，上海能繁母猪基本由集体饲养，一旦染疫，乳猪死亡严重，我力主制备猪体高免血清，上级先反对后支持联手制作，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乳猪的生命。（当时无病猪扑杀的规定）
4.举国应对猪口蹄疫。
70-80年代政府高度重视防控口蹄疫，曾一度有李先念副总理任总指挥抓全国防控工作，提出了“早、快、严、小”的四字方针，我感到当时抓得较有成效的。上海主要措施：
（1）郊区产地坚決杜絕屠宰和销售病猪肉。
（2）決定由各生猪收购点，不再经县中转、暂养併车（船），严格直送市食品公司屠宰，日清日结。
（3）当时市区銷售的冰肉不安全因素较高，但价格价较便宜，郊区农民常因红白喜事，购食此类“冷冻肉“而引发疫病不属个案，故由“赤脚兽医“对此作为重点观察对象。
（4）鼓励第一时间报疫情，不批评给表扬。奉贤兽医站还对首报疫情的人发奖金，从而“早、快、严、小”更好得以落实。
（5）隨着灭活苗的普及，（上海畜牧兽医研究所是最早为郊区提供细胞灭活苗的单位），加上综合防治，上海大多生猪产地成了无疫乡镇。
5.O型泛亚株的严重危害。
90年代中期后，生猪交易同其他货物一样，融入大市场、大流通，给控制疫情带来难度，死灰复燃时有所见，而上海由于防疫体系较完善，免疫做得较好，所以影响甚微。然而九十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牛猪同时发病的新动向。猪疫苗的常规免疫，保护力明显下降，危害较大。我们请求云南省热带亚热带动物疫病研所定型，在张念祖研究员的热情支持下，确定了当时的流行毒为O型泛亚株。
6.找到了控泛亚的办法。
在我奔波下，上海说服了某疫苗厂，用泛亚株取代原先猪毒制苗，在上海试用，在实踐中调正了免疫程，經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又使泛亚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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