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畜牧业碳排放逻辑是项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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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引导畜牧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中应用最普遍和最直接的假说。根据EKC，畜牧业经济发展与其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碳排放则会逐渐提升，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将会开始下降，如田素妍等基于2003—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畜牧养殖碳排放强度与收入之间存在EKC关系。在其他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按照特定时间序列，借助相关数学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在畜牧业的碳减排措施方面，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通过控制源头排放量、转变畜牧业发展模式、提升生产者和消费者低碳发展意识以及构建畜牧业低碳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从而为畜牧业碳排放提供减排措施。 源头控制排放量指从动物产生温室气体的碳排放源入手，减少肠道发酵中的甲烷、粪污管理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排放。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种养结合是畜禽动物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关键和主要途径。认知是行动的先导。推动畜牧业低碳减排，需要综合提升畜产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低碳发展的意识和认知水平。 为了纠正由外部性等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需要运用环境管理的政策工具，引导畜牧业低碳减排。一方面，推动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必须让生产者有利可图，那么政府则需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补贴机制，以弥补养殖户可能的损失，提高他们的响应度。另一方面，根据外部性内部化理论，政府可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引导畜牧业有关主体纳入碳市场，以降低碳排放带来的外部成本。 2、讨论 纵观既有畜牧业碳排放的学术成果，已从畜牧业碳排放计量、时空演变特征、碳排放约束下的环境效率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广而深的研究。然而，在畜牧业碳排放核算方面，当前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多运用宏观统计数据，依据IPCC推荐的碳排放清单评估畜牧业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他有关内容。那么，此时畜牧业碳排放量的测定可能主要取决于畜禽的养殖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区间畜牧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模式对于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涉及到畜牧业多个方面，如动物的种类、饲料的分配利用、动物的饲养环境等。不同的生产模式，如天然放牧、半舍饲或舍饲等，对上述因素有着不同的影响，从而将会导致差异化的碳排放核算结果，所以仅从养殖数量层面计算碳排放量结果会有偏。同时，畜牧业具有为公众提供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功能，兼具稳产保供任务，故而在推动畜牧业低碳减排时，需要动态平衡畜产品供给与减排低碳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从养殖数量减少层面考虑碳减排。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消费观念的改变，使其畜禽产品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畜产品消费数量日趋增加，预计畜禽养殖数量将持续增长，那么在此现实背景下，畜牧业碳减排则需要综合利用相关养殖低碳减排技术，实现减排不减产。 为有效降低农业碳排放，2021年11月1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十大技术模式》，涵盖畜牧业减污降碳、种植业减排固碳、渔业减排增汇和农村可再生能源替代等重点领域，涉及温室气体减排技术4项、可再生能源替代技术2项以及固碳增汇技术4项。其中，畜牧业减污降碳技术有反刍动物肠道甲烷减排技术和畜禽粪便管理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养殖户（包括小规模养殖户和规模化养殖场）作为畜牧业的微观生产主体，是畜牧业碳减排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养殖行为决定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畜牧业减污降碳技术作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有利载体与工具，对其采纳与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作用于碳减排的效果，然而，当前畜牧业碳排放研究鲜有关注养殖户对碳减排技术采纳情况。 那么，聚焦于微观养殖生产，养殖户采纳减污降碳技术的驱动因素有哪些？作为理性人，养殖户减污降碳技术采纳是否具有经济效应，又能够产生多大的环境效应？如果以期通过养殖户采纳减污降碳技术实现畜牧业减排不减产的目标，则是否需要基于外部性理论，建立行之有效的补偿机制，激励养殖户长期技术采纳？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促进畜牧业“双碳”目标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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