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标和治本：猪价调控机制的政策选择和建议

再看产能调节政策。这个政策要追溯到2021年9月，当时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在这个方案里，明确提出生猪产能的调控目标，就是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4100万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00万头。然后把这两个指标分解到各省，对现有规模猪场(户)进行全数备案，分级建立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构建生猪生产逆周期动态管控机制。

近日全国多个省区公布了本省的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名单，表明这个政策在各省正在逐步落地和推进。其中，四川的名单包括了393个国家级基地和2500个省级基地；广东的名单包括175个国家级基地和193个省级基地；江苏的名单包括175个国家级基地和56个省级基地；河南对年出栏3000头以上规模猪场挂牌建立省级以上基地；此外天津、吉林也公布了第一批基地名单。这些省份普遍都以年出栏万头以上作为国家级基地的标准，省级基地的规模标准则差别比较大，从3000头到8000头不等。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名单里的这些规模猪场，就是产能调控政策的真正着力点。

根据政策内容和各省的实施方案，产能调控的路径主要是三个：

企业向政府部门定期报送自己的生产信息数据，让政府部门对市场到底有多少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结构是什么样子，未来出栏能力如何变化等项内容，有个大致准确的把握；企业配合调控政策，进行自身的产能调节。市场过剩的时候去产能，市场紧张的时候扩产能。就目前而言，就是配合去产能；优先享受相关生猪生产支持政策，可以理解为是第二条的配套措施，企业配合了政策，就要相应进行倾斜。生产支持政策，主要是贴息贷款，生猪保险，母猪补贴，还有在建设用地等方面的一些优惠。

应当说，这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相比之前的调控政策，是真正把握住了市场的痛点：将规模猪场全数备案，掌握市场真实数据，直接对接企业进行产能调控：产能控制住了，价格自然就能控制住。所以，直接调控产能才是治本的长效调控机制，是一个真正实现生猪产业稳定发展的可行方案。但这样的方案，实施起来也还是会遇到种种困难，我们认为，这个产能调控执行方案要落地，长效调控机制要真正建立起来，就要解决好三种不同类型的博弈：

首先，猪场之间的博弈。调控实施方案中所涉及的这些猪场不是全部猪场，甚至也不是全部规模猪场，因为进入这个产能调控基地名单是自愿申报的。会不会出现一部分猪场按照调控政策去产能，另一部分猪场还在扩产的局面？毕竟猪价总会涨的，只要熬过目前的价格低迷阶段，产能越大，盈利就越丰厚。这种零和博弈的局面曾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如果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指望所有从业者团结一致去产能，是不太现实的。

其次，地方之间的博弈。地方之间的协调也非常重要。主产省和主销省之间，调入省和调出省之间，如果产能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不一致，也不容易起到效果。比如，广东是发达省份，多年来一直倾向于压缩生猪产能；而四川和河南是养猪大省，还承担着生猪外调的任务，对生猪产能的调控是以保为主。这几个省对产能调控基地规模的标准就不一样。各省调控政策的差别可能会造成区域价差扩大，刺激生猪跨区域流通，但这又会加大生猪疫病分区防控管理的难度。

再次，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即使不考虑散养户，全国规模养殖场仍然超过10万户，数量过多，监管难度过大，虚报、瞒报情况不可避免。虽然进入了产能调控基地名单，但也可能出现企业不服从调控，或者不完全服从的情况。毕竟产能调控基地是一个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生猪养殖实体，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政府也不好直接下命令去干预企业运作，还得辅之以其他政策手段吸引企业主动参与。优先享受生产支持政策就是其解决方案。问题在于，如果奖惩措施中，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对企业的约束就有限。

可见，产能调控实施方案虽然从政策设计上可圈可点，但具体实施上还是要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非常考验管理者和从业者的智慧。当然，既然是试图建立一个长效的产能和价格调控机制，就不能指望立刻就收到效果，尤其不能被一时的猪价波动干扰决策，从这个角度讲，进行生猪产能调控，比精准施策更重要的，可能是持之以恒、稳步推进的战略定力。

3. 对调控政策的建议

收储政策要慎用少用。虽然按照应急响应预案，当猪价比处于5以下的时候，就应当启动收储，但收储的节奏和数量，仍应当有精确的把握。从历史上多次收储的经验来看，过分加大收储力度会给市场释放错误的信号，对部分养殖主体产生误导，觉得猪价短期内回升有望，于是盲目压栏补栏；甚至去赌一个所谓的“政策底”，这样会拖慢了实际去产能的节奏，反而不利于猪价的真正回暖。我们建议，收储在猪价确实已经处于底部，猪周期反转在即的阶段使用，实际收储量也不可过高。而这又要归结到产能调控方案上来：只有做好产能调控，才能准确判断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从而让收储的政策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合数字化供应链建设，大力加强和改进生产数据报送工作。产能调控执行方案得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是政府部门必须切实掌握真实的市场数据，并在调控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公开和共享。我们建议，在进入产能调控基地名单的企业中，集成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试点建设政府和企业共享的生产数据输入端口，进一步提升和改进生猪产业数据报送和发布内容、形式、频次等，结合市场供需形势变化，推动生猪产能调控政策落地。数据和信息公开是应对内部博弈最有效的缓冲剂。在此基础上，检测采集生猪生产、供应、流通等信息，逐步建立起政府监测、企业自主运营的数字化服务管理平台。

用好生产支持政策，引入惩戒机制。生猪产业是政策导向最强的农业子行业之一，各级财政每年投入生猪养殖的各项常态化补贴以百亿元计，此外还有贴息贷款、生猪保险、养殖用地优惠、银行信贷支持等多种政策优惠。通过政策倾斜来保证产能调控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必要的。但如何将生产支持政策和产能调控结合起来，确保国家的补贴和优惠能落到实处，并能有效推动产能调控，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我们建议引入惩戒机制，对享受了政策支持但调控不力的企业，应有相应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又高度依赖于相关部门对企业生产数据的准确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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