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猪产业生物安全探讨

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生物安全体系的辅助，繁育金字塔顶端的生猪种质资源的生物安全是整个产业安全的基础。2018年以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重大疫病使我国生猪产业遭受重创，从而让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极大重视，促使生物安全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文章从生猪种质资源相关国家标准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的比较出发，分析生猪种质资源生物安全方面的可能隐患，并以非洲猪瘟为例，探讨养猪生产全产业链层面的生物安全措施，以期为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中，重大疫病的流行可造成产业巨大经济损失，包括2006年暴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2011年底开始的由猪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引起的猪伪狂犬病，特别是自2018年8月以来，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引起的非洲猪瘟疫情使我国养猪业遭受重创。非洲猪瘟病毒传播途径多样，在环境中可长时间存活，难以清除，且目前无疫苗用于预防，因此，非洲猪瘟病毒将与其他疫病一起继续威胁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

非洲猪瘟肆虐之时，实施到位的生物安全措施显著减少了养猪生产损失，这使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重视。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生物安全措施的辅助，而从源头来说，生猪种质资源位于生猪繁育金字塔顶端，其生物安全是整个产业安全的基础，从源头控制可极大降低多种疫病的传播风险，显著降低生物安全防控成本，提高生产成绩。

文章从疫病监测相关国家标准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标准的比较出发，分析生猪种质资源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可能隐患，并从养猪生产全产业链层面探讨生物安全措施，以期为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保障生猪种质安全

养猪人从非洲猪瘟疫情中意识到的生物安全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产业链动态运转过程中关键风险点的控制，这是一线生产中宝贵经验的积累，而从源头来讲，完善微生物病原检测标准，保障国家猪种质资源生物安全则是整个生猪产业生物安全的基础。位于生猪繁育金字塔顶端的种质资源常以公猪精液和种猪形式在国际和国内化的贸易中流动，因此对生猪种质资源的病原检测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十年来，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区域间猪群优良性状的引入和繁殖性能的提高，但人工采集的公猪精液可能受多种猪致病性细菌污染，导致猪只体内所携带病毒的传播，常见细菌为大肠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克雷伯菌、变性杆菌等，病毒则包括猪蓝耳病病毒、猪瘟病毒、猪伪狂犬病病毒、猪圆环病毒、猪细小病毒、口蹄疫病毒，也包括非洲猪瘟病毒。因此，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在保证具有优良遗传性状的同时，需保证猪生产用精液的纯净性，否则，经由人工授精技术导致猪群疫病的大规模扩散会造成行业重大经济损失。

公猪精液中的微生物可导致母猪受孕率降低、早期胚胎死亡、终止妊娠及仔猪隐性带毒，由此导致的长期风险对养猪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多种病毒中，以猪蓝耳病病毒最为常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具有显著影响，危害最大，猪圆环病毒也是一大威胁。另外，非洲猪瘟病毒可从被感染公猪的精液中检测到，并可导致感染母猪流产，因此，在非洲猪瘟防控压力下，更凸显对公猪精液微生物病原检测的重要性。对于种猪场引种而言，一类病原需保证抗原阴性，包括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猪瘟等，在要求净化的病原中，猪伪狂犬病需要做到免疫抗体合格与野毒抗体阴性，猪蓝耳病抗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抗原阴性。

2 生猪养殖全产业链的生物安全策略

从保障生猪种质资源的安全再落到具体的生猪养殖环节，疫病防控的生物安全策略应以猪为中心，以保障猪群健康为目标进行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

传染病流行三要素包括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动物。最前端的传染源的存在较难预见，应对的最可行方式是通过“检测”尽早鉴别出被感染动物，再将其按照安全等级进行“消杀”处理;对于易感动物，具有可靠疫苗用于预防的疫病可通过“免疫”策略进行防控，无疫苗可用的疫病则需通过“净化”策略加以控制。以上两要素的应对措施适用于大多数疫病的防控，而就传播途径而言，非洲猪瘟的防控最能体现生物安全措施的完整性和严密性，需在生猪养殖全产业链层面以“监测/溯源”理念进行整体设计，并核验所实施策略的效果。

传播途径上，生猪养殖全产业链根据时间线可大致依次分为猪场生产资源引入、猪场内繁养和猪场物品输出三个阶段。生物安全措施的重点在于找到各阶段的生物安全风险监测点，同时，对于整体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如何实行到位也显得尤其重要，这需要选用敏感特异方法检测抗原抗体，以保证体系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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