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利认为,非洲猪瘟这颗定时炸弹仍然没有清理,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逐步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和传播,但2018年短短两三个月就传遍大江南北的教训应当引起警示,非洲猪瘟绝不是面临的最后一个疫情,需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应对下一个可能发生的重大疫病。 “双碳”背景下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压力。尹成杰指出,有研究显示农业领域的碳排放占全部碳排放的30%左右,畜牧业排放占农业的比重较大,畜牧业减排面临巨大压力。 尹成杰、李成贵和王明利均认为,长期来看双碳指标的实现给我们农业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提出新要求,生猪产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应与环境、生态匹配,需要我们通过科技进步、绿色发展保障生猪生产。 推动生猪产业平稳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坚实生猪产能,力保能繁母猪不低于4000万头。尹成杰指出,要强调巩固和保护疫后生猪产业的生产能力,要加快生猪生产的科技进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种猪、母猪的保护机制。 稳定生猪生产能力的核心指标是能繁母猪存栏量,目标就是不低于4000万头,这样产能和市场就不会再出现大的波动。 开展及时有效反周期调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开展及时有效的反周期调控,应对“猪周期”波动。王祖力强调,为防止生猪产能过度恢复,导致新一轮“猪贱伤农”现象再度出现,需加强监测预警与形势研判。 肖海峰指出猪肉是我国唯一一个价格双向调控的农产品,应建立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多阶段调控预案,做好信息化服务、事先调控尤为重要。 国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秀荣提出,目前的调控机制还存在滞后性,调控手段需要及时跟上,以减少由此可能带来的波动加剧。 进一步完善国家猪肉储备制度。一方面是加强猪肉储备能力建设。尹成杰指出,加强猪肉储备能力,以此稳定市场供给、稳定价格,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何秀荣、肖海峰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发挥肉类收储制度的应急保供作用。 另一方面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投放机制。应通过对大数据的利用和模型的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储备肉投放机制与投放方式,使储备肉的投放与供需水平相符,避免冻肉积压或投放不足可能带来的影响。 提高生猪产业发展风险的防控能力。尹成杰指出,从2003年到现在经历了四个“猪周期”,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多重风险叠加造成的,防范“猪周期”应该作为我们生猪产业发展风险防控机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来应对。 一是通过农业的适度规模化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王明利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应重点发展中规模的养殖场,通过适度的规模化提升生猪养殖总体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二是完善期货、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中信期货研究部商品CTA组和饲料养殖组负责人刘高超认为,自生猪期货2021年1月推出以来,期货套保成为部分企业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未来还需通过提高生猪期货的市场流动性,积极发展场外期权、基差业务等衍生品或者衍生工具,更好发挥期货的风险防范作用。 借鉴日本在稳定重要农产品生产和价格的经验。日本政府通过立法、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手段保障农产品生产供应和市场稳定。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穆月英介绍,日本采取的畜产品价格关联政策,其作用机制是弥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值,具体为当基准销售价格低于标准生产费用时,给养殖场补贴,弥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差值的90%。 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实施相关农业政策要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补贴资金需要多方共同筹集,提高农业政策实施效果。 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与此同时,确保准确而及时地发布市场和成本等数据,以便养殖场(户)做出及时响应。在稳定农产品价格方面,政府进行市场信息搜集和发布以及价格预警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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