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的风险一直存在,只是这两个月尤其严重,目前我国北方受损大一些,但南方省份也有不少病例发生,感染发病的猪场规模有大有小,也包括集团公司。大家觉得现在精准清除的难度加大了,原因不仅是“疫苗毒”的问题,有些野毒感染的猪只临床症状也不是非常明显了。行业内各公司养猪项目都在快速推进,母猪存栏量急剧上升,硬件(物理隔断)也在升级,但也存在软件(人员)跟不上的情况。有人说中国现在的猪场生物安全水平已经超过欧美,其实是有过分自信之嫌,且不论大环境的生物安全和防疫体系,即使是所谓“变态”的多级洗消、检测隔离等措施,比起欧洲SPF猪饲养体系的生物安全,还是相形见绌的。运气是无法代替科学的,我们猪场的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稍见成效,就有人提出“成本太高”、“资源浪费”、“没有必要”等言论,希望在生物安全方面能降低标准,简化程序,也不考虑生物安全措施反复调整是否会让员工执行力打折扣的问题。养猪行业及有关部门已经清醒认识到非洲猪瘟在我国的常态化存在,无论野毒还是所谓的“疫苗毒”,都是当前严重危害养猪业的病原。 面对疫情挑战,我们当更加严格地执行生物安全策略。根据物理界限和防控目的,生物安全可分为场外生物安全和场内生物安全。猪场外部生物安全的目的是将病毒挡在门外,建立铁桶阵(扬翔语),守好长城关隘(新希望语),划红线让非洲猪瘟病毒遇不到猪(余旭平教授语)。而每个猪场条件不同,都应因场而异地系统评估鸟、猫、狗、鼠、虫、水、人、料、气、物、粪、车等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控制方案,即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法(HACCP)。需要建立标准操作程序(SOP),落地执行并定期审计升级。有时人们发现方案是好的,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导致执行难度大,不是缺人,就是缺物,或者原本执行70%~80%就能防住病毒,但养殖密度一上升,周围猪场一中招,自己的猪场往往也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只有最适合的方案。我们不断完善场外生物安全,但百密一疏,有时我们还要应对少部分“漏网之鱼”,加强场内生物安全措施,阻止病毒场内散播,尽早发现病毒并将其“扼杀”。当前形势下,场内生物安全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一、场内生物安全也是其他猪病刚发生时的核心思路 当我们回顾其他猪病刚发生时,在缺乏有效疫苗的前提下,人们的控制手段也大多付诸生物安全,尤其是猪场内部生物安全。1995年,距猪蓝耳病侵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养猪业的4年后,北卡州立大学Monte McCaw博士总结出了“通过管理改变减少细菌暴露,降低哺乳仔猪和保育猪因感染猪蓝耳病毒造成的相关损失”(Management Changes to Reduce Exposure to Bacteria to Eliminate Losses for PRRS-associated disease control in farrowing and nursery pigs),即“McREBEL程序”,核心思路是“减少寄养,禁止跨舍移动母猪和仔猪,禁止救助猪蓝耳病感染的弱仔猪,减少对猪的人工操作,处死无救助价值的断奶弱仔猪,猪群单向流动,停止返饲,全进全出”。无独有偶,当猪圆环病毒2型(PCV2)席卷全球养猪业、尚无有效疫苗时,2001年法国专家Francois Madec博士在不能解决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PMWS)就会被解雇的压力驱动下,总结出了著名的“Madec 20条计划”(Madec’s 20-point plan,表1),通过一系列畜牧管理的方法降低PCV2感染压力及其造成的损失,其核心思路仍旧是内部生物安全。 表1 控制PCV2感染的Madec 20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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